2004年，普洱茶刚开始热，一位外地青年带着对普洱茶的狂热，上了对大多数人而言还非常陌生的布朗山。他不是茶商，只是一位热爱普洱茶的“菜鸟”，因为痴迷于普洱茶，困惑于普洱茶的许多问题，就想到古茶山源头去看看，希望可以追根溯源，解疑释惑。

    那时的布朗山没有名气，茶叶卖不起价，班章只是一个普通的寨子，交通闭塞，路况很差，一年到头没有几个做茶的深入这里去自找苦吃。而他来了，作为布朗山的早期探路者来了。这方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是勐海县最为贫困的乡镇之一，被列为国家级脱贫的试点地区。但这里的布朗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们，任凭有关部门使尽“浑身解数”，仍然生活艰辛，物质匮乏，停留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中，没办法抬头呼吸一下新时代的文明空气。

    关于布朗山在90年代的扶贫攻坚战有许多流传甚广的“故事”，据说科技部门在当地推广科学养鱼，鱼苗才放进鱼塘，技术人员前脚才走，寨子里的老百姓连夜就把鱼塘的水放干，把鱼苗分吃。也有相关部门免费给村民提供化肥，但因为交通不便，车开不进去，只能让村民走几公里路把化肥背回来，可大家却干起了让人口瞪目呆的聪明事，嫌背化肥麻烦，把化肥偷偷的倒掉，却把装化肥的编织袋带回家，因为他们觉得袋子比肥料有用，可以装东西。

    在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山区，有两个扶贫的国家级典型。除了前面提到的布朗山，还有一个是景洪的基诺山。这个被誉为“从原始共产主义一步跨进社会主义”的基诺族，在改革开放之初依然非常贫困，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社会主义的福利。80年代，政府在基诺山推广种植南药砂仁等经济作物，短短数年时间就使基诺族同胞告别了贫困。版纳州政府决定乘势在更为广袤的布朗山复制基诺山的经验，结果却不如人意。布朗山真的就不可救药了吗？正当主流媒体在反思与总结布朗山失败教训的时候，布朗山吸引了越来越多茶商的目光，是茶叶深度改变了落后山区的面貌，重塑了布朗山的未来。一片小小的树叶竟然能有这么大的魅力，使得布朗山的脱贫不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能富到什么程度，这种令城里人艳羡的富裕还能持续多久。

    布朗山因茶而兴。茶叶是云南传统的优势经济作物，在古代影响了无数先民的命运，到了当代，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盛世兴茶”的伟大时代，目睹了普洱茶的第三次复兴。普洱茶衰落的时代，也往往是云南山区经济凋敝的阶段，普洱茶在2003年以来的兴起，带动了山区农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的热情，引起了各路资本关注古老而闭塞的山区。许多山区由此成了流淌着奶与蜜的地方，上演了一幕幕人间创富神话。橡胶、茶叶、咖啡等云南优势经济作物在迅速崛起，云南在后工业时代越来越凸显来自绿色经济的后发优势。

    我们再把目光投放到将近10年前，这位青年选择去布朗山的时刻。以2003年为界，在此之前，在云南，尤其是在山区搞农业是件危险的事。当时，轻工业品值钱，中国一举成为轻工业的制造大国。而轻工业的上游，比如原材料、比如农产品，其价格是被压制的，定价是很低的，那些年做煤矿的，做钢铁的，搞农业开发的，大都处于亏损局面，甚至血本无归。有鉴于此，湖北监利县有个叫李昌平的挂职乡党委书记，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搞农业真危险”。

    中国农业的机会真正到来，还是2003年以后的事，在时代的需求发生改变，价格重置的背景下，许多农产品得以新生，这其中就包括普洱茶。2004年，农业还是乍暖初寒，这时上山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而这位青年毅然地上了布朗山。因为他爱普洱茶爱得深沉，爱得纯粹。他没有顾忌太多外在的东西，听凭自己的内心召唤，就成了早期深入茶山的人。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布朗山之行深深改变了其今后的命运，其一辈子离不开茶山，成了扎根在大山深处的现代茶农。其出身草根家庭，做的是草根事业，从几万元小打小闹起家，到创建古农茶业，在云南苍莽的大山深处，推广其首倡的“全程不落地手工制茶技术，打造古树纯料的顶级品牌”，创造了供不应求，年销售额上千万元的草根神话。其成长历程，无疑是云南新生代草根茶商崛起的一个缩影，代表着云南茶叶的未来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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