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有喝烤茶的习惯，大家熟知的白族“三道茶”即在饮第二、三道茶时，加入乳扇、核桃、红糖、蜂蜜、花椒等作料，“头苦、二甘、三回味。”

我是大理人，打小接触过罐罐烤茶。那些“老茶罐”们烤的茶大都又浓又酽，苦涩焦香一应俱全，一盅下肚整个人都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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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稍北，在永胜，茶叶一定要在蒸糯米的甑头上蒸软之后，再烤制、加佐料，才能算得上正味的“永胜油茶”；

而普米族人的烤茶要加香油、炒米，最后还要混入一种特制的酱料，由火麻子和草果混合而成，当地称之为“打油茶”；

纳西族烤茶“龙虎斗”，则颇有江湖色彩，关键是一小杯包谷酒——将烤过后熬得浓浓的茶汁冲进盛酒的大碗中；有时甚至还要加一两个辣椒——这是当地人治感冒的方子。

若到了了彝族、怒族地区，罐罐烤茶要加点盐巴提香，这便是“一日三盅，雷打不动”的盐巴茶；怒江的傈僳族还有一种有趣的“漆油茶”，味道辛淡，所谓漆油是用当地漆树果实榨出来的油脂。

云南烤茶形形色色，看似各异的调佐与饮用方式，其实是罐罐烤茶在云南各民族间投出的不同风貌。

顺着罐罐烤茶的踪迹走一圈——

黔西北地区乌撒一带喝烤茶；

大理、丽江、中甸一带喝烤茶；滇东地区喝烤茶；

茶山上的布朗人、拉祜人、彝族人喝烤茶；

甚至缅北的果敢地区也在喝与国内同种风味的罐罐烤茶…… 

若能画出一个“罐罐烤茶分布图”，它奇妙地与一千多年前南诏国的影响力重合在一起。

而事实上，罐罐烤茶正是自南诏而兴。

提到了南诏自然要说一说中原大唐，以及与唐王朝纠葛不断的近邻吐蕃。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从此，藏区“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也随之成了吐蕃对唐关系的“软肋”：每每大唐与吐蕃之间烽烟突起，汉地便会中断对吐蕃的茶叶供应，吐蕃要喝茶便得南下去寻，南诏境内的大叶茶便顺着最初的茶马古道进入吐蕃。

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吐蕃前后与唐朝进行了百年战争，与吐蕃结盟四十多年，云南大叶种茶在刀光剑影中源源不断进入吐蕃地区。

这便是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所提——“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

南诏就这样在吐蕃、大唐的角逐间不时以茶为引、不断从洱海地区向外扩张；而为了巩固其统治，南诏每次战争结束都会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而南诏人的饮茶方式罐罐烤茶也随着移民在南诏的管辖范围内很快传播开来，这种喝茶方式随着岁月的冲刷与民风的洗礼，也渐渐变得形貌各异、五彩斑斓。

如果说，云南大叶茶在两大近邻间的捉对厮杀中成长为温和而又兵不血刃的一种战略力量，罐罐烤茶则确是岁月冲刷后身影模糊的南诏成长中的四处奔走的史官与守望者。

罐罐烤茶的背后，有南诏的崛起、有茶马古道、有云南茶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辉煌。

几千前，濮人在云南的西南地区开始种茶。而濮人所种，也不过是生活用茶。

世事变迁，几经沧桑，天灾人祸，烧的烧砍的砍，若非政治、经济、军事的干预，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如此数量的古茶园么？

从南诏时期起，直至后面的宋、明、清，偏居于云南一隅的这片叶子的宿命不断随着时事风起云涌。

远在江南，这片叶子是郁绿，温和，平静的，优雅而乐生的。

而在彩云之南，它是多彩的，热烈、奔放的，世俗而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