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云贵总督鄂尔泰

在明清时期云南普洱茶以远销西藏和边贸为主，主要作为朝廷用来控制边疆和领过贸易地区游牧名族的主要贸易品之一，不为内地所知。

康雍乾时代中国经济崛起，茶叶的兴隆，为云南六大茶山的茶叶种植、加工和贸易的快速发展以至形成普洱茶“重名天下”“京师尤重之”的局面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五年的鄂尔泰对云南茶叶的发展影响较大。

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袭佐领，授三等侍卫。雍正三年任云南巡抚，管理总督事务之雍正八年。鄂尔泰在任职期间为普洱茶的发展做出了诸多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鄂尔泰对普洱茶的贡献之一是促成六大茶山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该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取消了地区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派遣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改土归流”制度在六大茶山的实施，为茶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雍正六年前，六大茶山属车里(景洪)宣慰司辖地，各茶山由各地土司管理。土司制下土地、茶山归土司所有，属世袭的奴隶制残余，阻碍茶山生产力的发展。清政府为了控制茶山，稳定边疆，在鄂尔泰的建议下，在茶山实行改土司制为流官制的制度，设立普洱府、思茅州管理六大茶山，为茶山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图为：茶马古道路线图

贡献二是鄂尔泰在思茅设立了总茶店，由官方垄断经营六大茶山茶叶。为避免茶商同茶农的矛盾，鄂尔泰上折：“查六茶山产茶每年约六十七驮，即与适中之地设总店买卖交易，不许客人上山，永科杜绝衅端。”直到光绪年间，思茅厅下达采办贡茶的《札文》中仍保留从二月初十至五月初十“冯宾”的管理制度。鄂尔泰设思茅总店管理茶山的建设为茶山的管理打下了基础。

鄂尔泰调任云贵总督期间，还在滇设立了茶叶局，统管云南茶叶贸易。鄂尔泰勒令云南各茶山茶园顶级的普洱茶由国家统一收购，并亲自督办，在茶饼上印“鄂尔泰”并以马帮驼茶，上贡朝廷。云南这种用马帮驼茶到西藏、边关销售、驼茶到京城的模式，称为茶马交易，而曾经的马帮走过的道路今天称为茶马古道。普洱茶于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列入清宫《贡茶按册》。故宫地宫里储存的云南茶叶上均有鄂尔泰的印鉴，证明乃是鄂尔泰亲自督办上贡京城的，以此凸显鄂尔泰对雍正皇帝的尽忠职守。其余等级的茶叶才准许各茶庄贴上商号商标、进入大众消费市场。

鄂尔泰设立的茶叶局在鄂尔泰调任它职后，仍旧为云南茶叶贸易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后的数十年间，云南茶叶贸易逐渐兴盛，大量外地百姓迁入茶山，形成家家有茶树，村村有茶山的繁荣景象；每年马帮驼茶进京的盛况更是带动云南到北京沿途地区的百姓对云南的兴趣。繁荣景象直到清末结束。

图为：茶山古镇

贡献三是鄂尔泰非常爱茶，他在云南任职期间同张延玉、董浩合作写了一篇三千余字的茶文，提出了茶叶种植、生产的生态观点，认为茶叶“生晒”为佳，并把“生晒”茶列入贡茶系列。光绪二十九年思茅厅责令倚邦土司采办贡茶《札文》中仍有“采办贡茶先尽贡典，生、熟芽办有数成”的记述。“生晒”工艺在易武至今仍有少数茶庄保留，成了一种风味普洱茶，深受顾客青睐。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省茶文化博物馆的馆址正是这位云贵总督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因此博物馆也与这位普洱茶使臣结下了缘分。(来源：云南省茶文化博物馆，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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