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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张库商道（张家口通往库仑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从张家口出发，绵亘塞北，入蒙古高原，最终进入蒙古国境内，到达库仑。作为贸易之途，张库商道在汉唐时代已开通，明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张家口堡作为张家口城市兴起与发展之源，在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都不乏有学者进行研究，但站在考古学与美术学的角度，以辽代墓葬壁画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张库商道张家口堡的历史,深入分析与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层面的学术成果还属鲜见。
古墓壁画填补古代茶文化研究的空白
张家口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是坐落在现代都市中的一片古迹。凝视这些老旧的明清建筑，徜徉于古老的街巷，依稀可辨当年的兴盛与繁华。在众多保存较好并有据可考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
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原名为大玉川茶庄，是张家口四大茶庄之一。该建筑为传统叠架式二层五间楼房，座南朝北，从店铺正门进入院子，便可以看到四合院楼体结构的正楼，由院中东厢房北侧的台阶可进入二层茶楼品茶。该茶庄是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范永斗的孙子太仆寺郞范毓宾为二品官，随官家亲征，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相传康熙皇帝曾在大玉川茶庄品茗尝茶，久而久之，大玉川茶庄就被人们叫做了康熙茶楼。范氏家族在清朝200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子。当年，“大玉川”在福建武夷山就有茶山5000亩、茶场5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囤，一手包办，财权均巨，非同一般。
鼓楼西街35号是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大美玉商号旧址。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5年～公元1796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增设大泉玉商号，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增设大美玉商号，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增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其中，常氏也从茶叶中获取了大量利润。
今天的张家口堡，经过岁月的沉积，目之所及虽然是落满时光尘埃的街道、院落与建筑，但掩盖不住曾经的辉煌。追溯历史，才能探究其根源。有些历史虽只能从史籍文献中搜寻、从石碑中考证、从民间走访中补充发现，但从考古中发掘、穿过时光隧道来解读这一切却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1993年，一座封存了近千年的位于宣化下八里的辽金时期张氏墓群中主人张匡正的墓门被打开，据考证，他葬于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当沿着幽深的墓道进入前墓室后，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男童则是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两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的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雀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注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临其境，看到了辽代一幕茶文化真实而生动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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