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远年的下关沱茶，接着红印、绿印甲、乙级（香港人称蓝印）、香菇头（鼎兴末代紧茶）、福元昌、同兴、同庆等大量地从香港出仓，让这群疯子感受到一股新的旋风正在吹拂着。

　　此时正是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做后续移民等动作，造成一些不知名的茶饼，不断地涌现，台湾茶人大部分只接触到红印、绿印、黄印及沱茶，最早应是宋聘、双狮等，其余则是一知半解。

　　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对云南地形实在不熟悉，也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则甚至出现法文，到底来自何处，根本查不到数据（后才知道来自越南河内的圆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因为出炉的老茶饼、紧茶，比喝的速度还快，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让更多人都有首度接触了骨董普洱茶的机会，以他们的职业敏感度感受到这是“千载难逢”，这股推广之风，也造就了饮古董普洱茶另一股旋风。

　　港人受茶楼饮茶风气影响，对熟成的普洱较有兴趣，这些陈年的老普洱就一堆又一堆的进入台湾市场及搜藏家手中。

　　直到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云南省思茅举办首届的中国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这群研究热络的疯子那会错失这种良机，风尘仆仆地飞往参与这场盛会，与来自云南省各主要茶业机构、研究所及云南大学教授、北京中国茶叶公司等大陆的茶叶产、官及学界共同首度面对面的探究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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