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冯时可入云南时，看滇西清泉，感叹此地苍山洱海绝境，但寺无好茶，辜负了大好的日月。同是江南人，徐霞客则在云南发现了独特的饮茶风范。

 

　　多年后，他们的同乡人汪曾祺，在茶里找到了另一个乐园。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学问与才情是在昆明茶馆里泡出来的。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笼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的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只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年轻时的汪曾祺，1946年  摄

 

　　汪曾祺是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读书的，然而他逃课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多。学生逃课，有损老师尊严，系主任朱自清比较上火，经常点卯，事后经常严厉批评逃课学生。文学教授闻一多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期末考试，照样给高分。因为汪确实有才。有一次，他给人代写文章交差，闻一多不知情，大声评价说，这文章比汪曾祺写的都好。

 

　　逃课的原因，一是为了读书，一是为了喝茶。这种生活，昆明人叫“坐茶馆”，汪曾祺按照北方叫法称为“泡茶馆”，“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对本土茶生活的命名。因为他们往往在茶馆待的时间更长，更久。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汪曾祺住在民强巷，离他很近的一家茶馆叫“广发茶社”，是广东人开的，他经常去，印象深刻，所以记得字号。

 

　　另一家茶馆则是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的绍兴老乡开的。汪曾祺等人囊中羞涩时，常打发学生中的绍兴小老乡去找店老板借钱，到手之后，直奔南屏电影院。进入昆明茶馆的，除了联大学生，还有相士、“马锅头”，做小买卖的商贩，还有“唱围鼓”的。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打茶围”不同，汪曾祺观察到昆明茶馆里的“唱围鼓”和舒新城观察成都茶馆里的“打围鼓”，表演的背后，都指向生存的压力，茶馆要借此招徕生意，表演者要从中抽取钱利，维护生存。

　　汪曾祺与沈从文，1962年 摄

 

　　在西南联大，只有沈从文的课，汪曾祺不逃课，而沈氏对他也青眼有加，亲自指导小说写作，帮忙联系发表文章，求人提供饭碗，师生间因此引出了一段佳话。茶馆里喝茶读书之外，顺手写个文章啥的，自然不在话下。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巴金的《憩园》都是在茶泡中诞生的，汪曾祺说：“我这时才开始学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他说的这家茶馆在文林街，大学二年级时，曾经常跟两个外文系的同学泡在这家茶馆，“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一语。”

 

　　抗战时期，学生在茶馆似乎是一个典型。跟汪曾祺同年出生的唐德刚在重庆沙坪坝读书时，也坐茶馆，四年大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茶馆里喝‘玻璃’喝掉的。”唐德刚观察下茶馆生活如在眼前：

 

　　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桶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岁上下的“大学者”、“真名士”。那种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真都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把大胡子。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鲁伯”，纸声飕飕；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年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唐德刚晚年接受媒体专访乐视视频截图

 

　　这群泡茶馆的人看起来一副闲得蛋疼、虚度光阴的样子。但唐德刚后来总结说：“笔者在海外教书，算来也二十多年。所参加的各种民族，各式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也为数不少。但是那些‘会’就很少比我们当年沙坪坝上的茶馆seminar更有才气，更富智慧。”

 

　　他认为当年那些才气纵横的沙坪坝旧侣，本质上也是精英人才。如唐德刚在这段泡茶馆的生活，就自己总结出一套治学方法，他颇为自得的说：“笔者之所以不惮烦，把自己这篇上不得台盘的茶馆作文也重叙了一大遍，主要是我觉得，那时我们沙坪坝茶馆里一群二十上下的臭皮匠谈的‘学问’，似乎已经突破了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框架了。”

 

　　唐德刚当年选修“文字学”，从一个“县”字出发，最后写出一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很受顾颉刚的看重，顾氏也曾对他勉励有嘉，要他“多治商史”。唐德刚是有本钱说这话，他晚年专攻口述史，成为一代大家，史学上的成就自然非胡适可比。

　　昆明龙头街棕皮营林徽因故居，朱仁严  摄

 

　　昆明后联大时期的茶馆

 

　　林徽因的昆明茶馆描述道：

 

　　这是立体的构画，

 

　　描在这里许多样脸

 

　　在顺城脚的茶铺里

 

　　隐隐起喧腾声一片。

 

　　各种的姿势，生活

 

　　刻划着不同方面：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西南联大的旧址在今云南师范大学，穿过一二一大街，走过文化巷，就到茶馆林立的文林街，再往下走，就是青云街以及翠湖周边区域，云南大学正门也在这里。

 

　　比汪曾祺他们晚10年到昆明上学的赵仲牧等一批新学子，在云南大学延续了西南联大学生泡茶馆的风气。

 

　　从1949到1953年，整整四个年头，除了偶尔涉足街东头的茶铺，听听滇戏清唱外，街西头几家茶舍我几乎是每日必到的常客。

 

　　大学生对“泊来品”颇感兴趣桥牌是泊来品，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游戏，桥牌之戏是当时大学生酷爱的娱乐之一。茶舍里的小方桌很适合四个人围座打桥牌，两开间的铺面，往往在同一时间摆开了好几个桥牌的战场。现代打桥牌用汉语叫牌，那时习惯用英语叫牌。下午或傍晚，假如你在云大东门外闲逛，老远即可听见“onespade”,“twodiamond”……的声浪，可算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青云街的一大特色。街西头忽高忽低的洋叫牌声，同街东头震耳欲聋的滇剧锣鼓声，一洋一土，互相呼应，形成了很有趣的文化反差。

 

　　赵仲牧说，青云街西头的茶舍，是校园的扩展和课堂的延伸。云大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带着浓重的口音在茶舍里讲解温（庭筠）、李（商隐）诗。刘尧民讲《词与音乐》，张若铭谈纪德。他感叹说，“抗战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青云街的茶舍成了当时文化信息的集散地。”

 

　　泡茶馆的风险也是那代人共同的警告。汪曾祺观察下的正义路茶馆、老舍观察下的北京茶馆、闻一名的《茶馆小调》，都指向同一个词汇：莫谈国事。

 

 

　　赵仲牧回忆说，“1949年12月以前，有些茶铺贴上‘休谈国事’的条幅，‘茶馆小调’也应运而生，但怎能禁止得了大学生和知识阶层谈论‘国事’和‘天下事’。12月以后，青云街茶舍里的条幅不见了，‘茶馆小调’也过时了，但畅谈‘国事’和‘天下事’却另有一种无形的禁忌。”

 

　　赵仲牧先生在青云街茶馆参与了“12·1”运动的讨论，又去听了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他说“李闻事件”给青云街西头的茶客带来一股愤怒激昂的情绪。但后来的茶馆，“青云街西段的气氛变了，茶馆和店铺全都提前关门，街上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昏黄的路灯下，云大东大门内外全是军警和便衣，任何人均不准进也不准出，我只好离开青云街。第二天凌晨，枪声大作，众多军警围攻会泽院。‘9·9’整肃事件之后，学生有的回家，有的下乡，有的进了‘夏令营’。青云街西段的茶客稀少了，谈笑声和叫牌声暂时归于寂静。”

 

　　又过了这么多年，今天的学子还会上茶馆吗？

　　晚年汪曾祺

 

 

　　汪曾祺在大理写过一副对联：“苍山负雪，洱海流云”，给武夷山招待所的对联则是“四周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一派恬淡闲适。

 

　　这样的地方，总是让人忍不住要喝茶。杨丽萍、叶永青、野夫、普明一干人，在这里玩出了一个下午茶。2014年，我们受到邀请，来到大理办了一场茶会，用高脚杯喝萃取的茶膏，弹吉他的是周云蓬，讲段子的是野夫。

 

　　汪曾祺喝茶不挑，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都入得口，喝茶的频率也很高，一天要换三次叶子。但对茶的品级是有要求的，好的留着喝，差的则用来煮茶叶蛋。他曾经谦虚说自己对茶是外行，却总结了一套标准，以为“深、热、满三字尽茶理”。看起来，他年轻时泡茶馆，多少也学了几招。何况他喝茶是家传的。

 

　　汪曾琪小时候观察祖父用宜兴
泡龙井，再用细瓷小杯分茶饮用。那时，祖父一边教读《论语》，一边分茶给他喝。

 

　　1947年，汪曾祺在杭州喝过一次龙井茶之后，才知道水对于茶叶重要性。这使他想起在昆明喝茶的愉快时光：“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他还批评盐城的水不好，泡茶用的水要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用。还说菏泽的水最不好吃，没法泡茶喝。这大概跟胡适和闻一多在国外没茶喝的感受是一样一样的。照他的描述，这菏泽水估计还不如闻一多喝的白开水。汪曾祺不喜欢花茶，只喜欢老舍家的花茶。他还在苏州东山“雕花楼”喝过碧螺春，在湖南桃源喝过擂茶。

 

　　汪曾祺说，“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这可能是他精通厨艺的一种自然联想。不仅如此，他还动手煮过茶粥，自以为很好喝。但他觉得茶叶烤鸭子，有茶香而无茶味。想来，这跨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茶归茶，美食归美食，汪曾祺自然很清楚界线在哪里。

 

　　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看菜谱），多做。一个菜点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乳腐肉，何时炮软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富于想象。想得到，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北京无香干，以熏干代）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抟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碎，真可声动十里人。

 

　　鲁迅是冷峭的高山，不经历沧桑世事难以明了。胡适是开满鲜花的平原，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如沐春风之感。汪曾祺是精致的园林。有小桥流水，乱石横空、修竹茅屋，野菜清茶，锅碗瓢盆，让人觉得亲切。有时，就连我在曼松村吃清炖土鸡时，总也觉得老汪就在我们身边。

 

　　汪曾祺不但是美食家，动手能力更强，炒得一手好菜。历史上有名的厨子都厉害，汪曾祺情迷美食，实在活得通透。有些年，汪曾祺被江青拉去写革命样板戏，老汪顺带发明了一句“人走茶凉”，实在是洞若观火。他点评江青说过的话，觉得“小萝卜去皮，真是煞风景”一句说得好。当时做菜的厨师巴结江青，做凉拌小萝卜时，把皮给削了，老汪的观点是，“萝卜去皮，吃起来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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