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重林：我眼中的《普洱》和普洱茶

　　周重林《普洱》杂志的副主编，全面主持普洱杂志的工作，今天我们来看看周重林眼中的《普洱》杂志和普洱茶

        编辑付颖推荐：周重林现在虽然不在普洱茶行业了了，但是他对普洱茶行业的贡献在
说话是最有分量的？

　　周重林：对，他的话是能够引起产业关注，他以前是省茶叶公司的总经理，后来是云南省茶业协会的会长，他对普洱茶很了解，而且有着30多年的经验。30年，足够成为一个专家了。其实，在云南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懂得怎么去种茶，怎么发酵，但他们对这个行业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而且具备了系统的认识还要知道怎么写出来，写出来了还要知道怎么去传播，这个不容易。为什么现在普洱茶乱麻麻的？今天一个调，明天一个调，因为这完全是自己看不到，而要外地的人来发现。

　　新报：你怎么定义普洱茶？

　　周重林：这是一个长期形成的两极文化。一方面，它是贡品，是奢侈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便宜的，老百姓的，有很强的民生性。它既是日常生活性的，又具有它的皇家气息。所以，今天还有人搞马帮进京，这种事很有市场，但也是一种典型的自卑思想，在这些人的意识中，就是非得要进京，只有进了北京才厉害。前几天我又听说有人要挑着茶叶担上北京了，这简直是没事干了，茶业成了行为艺术表演，现在的运输这么方便了，你为什么不用火车不用飞机？非得要人走马驮？当然，我也不否认普洱茶奢侈性的一面。而居这两者之中的一部分人，他们觉得喝不喝都无所谓，这是一群很理性的人，他们认为，既然普洱茶那么好，那就不会一百年默默无闻，按说普洱茶出现了上千年，有史记载的上百年，可真找有效的信息却很少，文化的根基很脆弱。你说产业兴盛过，那它的原始积累哪里去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比较理性地看待普洱茶，慢慢地去推进它，形成一种坚实的文化基础，而现在是每个人都在插手，每个人都在发言，每个人都在抢夺话语权。我写过一个文章，叫《时间，普洱茶的精神内核》，很鲜明地给普洱茶做了定位。

　　新报：普洱茶把很多文化人都网络了进来，你觉得这些文化人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周重林：其实，有很多人懂，但写不出来，而能写的又就是那么几个人，不信你看看，如果过几天有别的什么东西热啦，大卖啦，又是这帮人！

　　新报：你怎么看待这些关于普洱茶的书籍？

　　周重林：只能说有些书呢，丰富了普洱茶，但是并没有给普洱茶带来理论上或者更大意义上的突破。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要么是访谈记，要么是到茶山走走，采访些老人，我把它定义为“田野考察记”。这种东西很简单，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去，我不了解普洱茶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去跑跑茶山，找几人问问，“你们觉得怎么样？”，实际上，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了，很多农民并不懂普洱茶。而且那些所谓的后继时代的传人，都是普洱茶热了，他们再转过来做普洱茶，这就跟钱钟书说的“野孩子认父亲”一样。

　　新报：在办杂志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最深刻或者最让你感动的事？

　　周重林：其实，最令我感动的是像王洪波老师，还有何真老师，他们都是很优秀编辑和策划人，而且他们是跟我父辈同龄的人，在一起工作也没有代沟。他们当时觉得自己的观念比较落后了，想找个观念新的，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观念也很新，有这种想法就已经很先进了。普洱市政府委托他们办杂志，他们找到我来参与，我也把我以前团队的一些人带到了杂志中来。一年中，他们付出了许多。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都很努力，同时，这也是多方促成的，是多方的资源整合，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资源整合。

　　新报：现在有没有想过要推出什么新的栏目？

　　周重林：我们目前新增的栏目呢，主要是发现了普洱茶的外延价值，我们接下来会准备改版，既要兼顾读者，读者要读着好读，不至于是一些太论文的东西，也要兼顾茶商。

　　新报：普洱茶在外国的情况怎么样？

　　周重林：这个不是很了解。据邹家驹先生介绍，八十年代的时候，普洱茶在日本的销量很大，每年都是上千吨的销量，后来因为其他地方做假，市场受到了破坏。韩国还有中国普洱茶学院呢，姜育发就在韩国做普洱茶学院的院长。法国要好些，普洱茶在法国一直都有市场。有个叫甘普洱的老兵整个家族都在做普洱茶的生意。

　　新报：你觉得普洱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人们所认识，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周重林：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好奇，还有人是因为看到了商机。其实，很多人搞不懂普洱茶是什么东西，说了半天，其实是长期空白。现在推出了那么多的刊物，很多报纸也刊登了相关的文章，也说明很多人都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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