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普龙
三任所长，茶科所成为云南茶叶科技中心

　　从上沃尔特回国后，先生就被任命为云南省茶科所所长，接替蒋铨老所长。所长的职务，为先生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平添了责任：把茶叶科学技术变成茶叶生产力，出成果、出产量、出人才、出效益，把茶科所变成全省茶叶的样板，科技中心。

　　由于十年文革的动乱，茶科所已是科研停顿，生产水平低下，人才缺乏，生活水平、工作条件都极其落后，已经跟一个山乡农技站相差无几。这样的茶科所，可想而知有什么知名度和影响力了。没有了影响力，没有了权威性，还谈什么生产力、号召力，怎么可能引领云南茶叶？把茶叶科学变成生产力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整顿势在必行。先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首先就是改善科研人员的生活科研条件。在上级的支持下，茶科所修起了围墙，院内搞起了绿化，建起了科研大楼、民族风格的行政办公楼和图书馆，并兴建了职工宿舍，添置了一批大型仪器设备。其次是健全了科研体系，组建了栽培、品种、制茶、生理生化、开发、植保、茶机、情报资料八个研究室。并健全了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机构健全了，机构的运行需要有人才。先生大胆起用年轻人挑重担，并一次性引进了9名大学生，提拔了一批科技干部，同时还派出28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对口培训和进修，派出5人去日本、斯里兰卡研修，经常请一些专家学者到所里来做学术报告，在所内展开知识竞赛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提高了茶科所的科技力量和科技人员的素质。

　　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落实党的政策，搞好职称评定与晋升工作，形成了一个奋发向上的良好环境，激发了科研人员的活力与创造力。

　　把茶科所本所茶园建成示范样板和科技中心。全面进行深耕改土、兴修水库，全面实现了喷灌，茶园进行了承包管理。一系列的措施，茶科所试验示范茶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产由1980年的104斤，提高到了1985年327斤，并且全部在三级以上。茶科所单产800斤的高产试验茶园、300-500斤的丰产样板、100多种品种的全国品种圃，以及丰富多彩的茶树种质资源圃，接待着每年数以万计的省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的到云南茶科所来参观、学习、取经。

　　根据省委、省政府和农业厅的部署，茶科所向各茶叶主产区、农场，派出技术组，与当地茶叶部门联合开辟新茶园、改造低产茶园、推广丰产及良种样板和试点。每个点从设点考察、方案制定、组织管理及经费落实、指标制定等，先生都亲自参与，甚至细致到生活条件、下乡补贴都一一制定。在下乡补贴上，先生从实际出发，根据艰苦程度，以远高于城市的标准发放，大大提高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茶科所举办的样板点，全部取得成功，在广大茶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增强茶科所信誉、提高茶科所公信力的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

　　同时，先生还利用茶科所在科研上的优势，把科研成果大力推广到农村，使之转化为生产力，比如云抗系列优良品种的大面积种植、低产茶园改造、云海白毫系列名茶的创制等。一批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项目也在先生的主持下得以开展，如园林式复合生态茶园研究、国家星火计划、省茶叶综示区、茶树太阳光谱等。

　　先生在学术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创立了《云南茶叶》杂志，并利用这一舆论武器，向全国大力宣传云南茶叶，宣传茶科所的技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宣传科学种茶，进行学术、技术、经验和信息的交流。

　　通过三届九年的任职，先生领导的茶科所成为云南名副其实的茶叶科学制高点和学术领地，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和鼓励。1983年，先生被选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工作者代表到北京，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受到国家劳动部、国家民委、中国科协三部委的联合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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