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世界，无论新老，因为越陈越香是口号，也是事实，所以，所有的一切学问及陷阱，都是围绕老茶而展开。老茶是块招牌，天价老茶则是更大的招牌。品老茶，老茶的历史就成了一门大学问。在实际交易中，老茶交易与古董交易相差不大，都是不开包，不品尝，真假各安天命。闻气味，辩包装就成为老茶鉴定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外包的文字、字体、印刷方式则需要茶叶的历史知识，甚至当时社会的背景知识才足以断代。所以，老茶的历史是判断的依据，历史错则一切错。包装、纸张、包法、字体等等，在老茶客眼里无所谓，但是，在交易中却万万不可缺。核心文化论坛召开之前，我们几个联合发起人一起商量，谁是读了茶书才喝茶的？几乎没有，但是，喝老茶的人很多都是看台湾老茶图谱的，这说明在老茶的市场，茶书的历史对错即为市场的对错。邀请的专家中，周勇先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是普洱茶在70年代末期云南普洱茶畅销海外的一个主要贡献者。周勇先生的家族公司香港南天公司是当时实际上控制香港普洱茶市场的头盘商，南天能垄断普洱茶，一个是原因是香港市场是南天开拓的，另一个原因是南天的实力所致。周勇先生曾经回忆，80年代，云南省茶司每年去香港开一次团拜会，香港茶叶商会的商家要请客，需要每家出资500元（港币），大家凑份子。而南天不一样，给考察的每个人发5000元（港币）旅游费，按照当时内地的月收入来计算，这几乎是大部分人的年收入，当时的收入低，几乎无余额存款，按照当时的存款周期来计算，这相当于普通人家十年的存款。由此可知，南天当时的实力。香港当时与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名义上合作的头盘商有15家，除开一家是代理云南沱茶（普洱沱茶），其实也只是转口贸易（法国），其他的商家每年能直接从省茶司能拿到茶叶的极其少，大部分都是南天垄断。当时的香港有约110家茶叶经销商，南天公司用赊销的办法控制了80余家，剩余的要么实力太弱要么出于布局不需要。之所以介绍这么多南天公司实力的情况，是有助于读者对于香港当时的市场有所判断，周勇先生对于香港普洱茶熟悉的情况，如今市场的大师、专家无人能比，甚至现在很多控盘香港老茶市场的商家，其实当时都是在南天打工，比如当初引进“88青”的陈强先生，原本就在南天公司打工，才得以了解普洱茶。熟悉老茶的读者，都知道一个香港“金山楼”的情况，如今很多标示于“金山楼藏品”的茶叶大肆四处贩卖，出现于各大拍卖会。按照常理来推测，一个藏品如此丰富的茶楼，在香港应该是很出名，这就好比一个饕客一定知道本地的餐饮名店，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以周勇先生对于香港茶行业的熟知程度也不知道。
（图片说明：邓时海著作《普洱茶》一书中老茶描述）金山楼的故事源自邓时海著作《普洱茶》一书，书中言金山楼的藏品为同庆号、敬昌号、江城号、红印、绿印等老茶，几乎就是今天各大拍卖行常见拍品的大集合，然而，周勇先生对于这段故事有个极大的疑问：周勇：吴先生，将曾园先生与我讨论的老茶谈话发给你，供你参考！看起来台湾人要编故事来卖假老茶了，我因为身体问题，也不能亲到港查证，很是遗憾！邓时海的说法是自己说的，那金山楼及龙门茶楼的老板是谁？他的仓库在什么地方？我在香港做茶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他怎么不出来讲话呢？香港是寸土尺金的地方，一般来说普洱茶存储好了，就会出手变覌。投资其他生意，茶楼老板去了美国，不可能一二十年不管，放在仓库等普洱茶暴涨到天价，那一二十年的仓库费用也是巨大的成本呀。从逻辑上看，是不可能的。邓的这些说法，只是为了众多假老茶编造一个出处。因为我以前在很多场合说过，你卖几百万一并的茶叶，难道不应该交待一下它的出处吗？他搞一个子虚鳥有点茶楼，就应该自证一下这个茶楼的来龙去脉。这个老板能收藏那么多名茶，是难以想象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收藏家？他能预测到四十年后茶可以卖到如此天价吗？再说97年香港的老茶也並不是太贵，为什么他收藏那么久，又忙於出手呢！台湾人在普洱茶上信开河成习惯，仅靠编个故事是不行的。
（图片说明：周勇先生在核心文化论坛现场鉴茶）
曾园先生是著名作家，前南都周刊、新周刊的首席主笔，也是普洱茶核心文化论坛的主讲嘉宾之一，曾先生的一系列考证，同样质疑《普洱茶》一书当中的故事：
曾园：周老师您说的太好了。邓时海的确是“聪明人”，写书的时候就想好了编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一两个香港老板去美国了，恰好号级茶全在他们两个人手上，恰好1997年回来，全部卖给台湾人。所以，香港人都不知道。仔细琢磨，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可笑。我查了一下，好几本云南的普洱茶都抄这个。包括雷平阳的《普洱茶记》，《中国茶道全书》、《云南茶典》等书。悲哀。我从吴国基的《香港年鉴》查到了地址。金山楼 新填地街一〇〇号三—八四四一四七龙门茶楼 湾仔庄士敦道一三〇至一三六号 五—七二八三〇七这部分内容，邓时海写在“--同庆”的部分，这部分很长，台湾有茶人已经说业内认定--同庆证实是七十年代的茶。邓时海这部分写的很多，显然是因为他手里这部分货很多。
邓时海先生写作的《普洱茶》一书于1995年在中国台湾出版，90年代中期，台湾来内地容易，而内地去台湾则不像今天这么方便，当时的网络也不是今天这么发达，所以，邓时海先生写作一书的时候仅仅是作为一本“产品手册”来出版的，也许是考虑到两岸当时的实际信息互通情况的隔绝，所以，基本上这本书是邓先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书中不乏历史的错误，甚至不乏张冠李戴，篡改之词。这里可以举一二例子来说明。一次去拜访原省茶司领导汤一平、昌金强二先生，遇见原下关集团董事长罗乃炘先生，我问了一句，邓时海先生的著作《普洱茶》一书中有云，1993年拜访下关茶厂期间，送了一片50年代的小铁饼给冯炎培厂长，并且书中附录有当时赠送茶叶情景的图片。有图有真相。
罗乃炘说：“放屁。”“茶是我们厂的样品，邓时海要拍照，从样品柜子拿来拍照了又还回去放好，咋又变成他送的啦？我当时是副厂长，照片就是我拍的，我就在现场，哪有什么他送老茶的事情？”
（图片说明：昌金强先生、罗乃炘先生）
（图片说明：作者与邹家驹先生）
原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邹家驹先生认为邓时海先生是“魔术师”，邹家驹曾经回忆当时普洱茶成书之前，来云南省茶司走访，邹家驹先生让办公室送了一本《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志》。《普洱茶》一书中大量抄录《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志》原文，《志》书中有清清楚楚关于“中茶”商标注册时间，这完全可以弄清楚市场红印、绿印的生产时间一定是在建国之后的事情，然而，《普洱茶》一书中偏偏正确的历史资料不用，让红印跨越了两个政治时代，胆大妄为的是，甚至杜撰了原勐海茶厂第一任厂长唐庆阳先生亲口证实红印生产于范和均时代。我们观察一个人，是听其言而观其形，是一个长期验证的结果。观察普洱茶、观察事物的道理是一样的，做任何事情，讲究的是证据，也就是结果和过程的综合。如果一个人信口开河成习惯，一本书信口开河成习惯，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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