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提起向日本传播茶文化，当从唐代最澄和尚来华开始。实际上在公元六世纪，茶叶已经传到了东瀛，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最瀛在带去大量佛经的同时，还带去了茶种和种茶技术，当然还有饮茶的习俗和基本程式。现在一些日本茶人还认为京都附近，一个叫作宇治的地方，出产的茶叶是世界上最好的茶叶，这实在是有点井蛙之谈的味道。事实上，无论种茶还是饮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一直处于瞎子摸象的阶段。直到十五世纪，在足利义政将军的赞助下，茶道才从“唐式茶会”的形式中蝉脱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世俗的仪式被确定下来，糅合进自己民族的价值取向向民众推广。有个名叫利休的茶道大师，为日本茶道的发展砌起了一座里程碑，他从中国茶艺中提炼出“和、敬、清、寂”四个字作为日本茶道的精神支点，希望通过饮茶进行自我反省，彼此沟通思想，去掉内心的尘垢和芥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为营造有利于茶道精神发扬的气氛，利休还设计了别开生面的茶室。茶室由茶室本身、水屋、门廊和联接门廊与茶室的甬道组成。茶室很小，一般只能容纳几个人，建筑材料刻意给人一种清贫的印象，但制作上颇费匠心，而且打扫得一尘不染。这与日本茶道强调禅宗的教义是有关系的。明治维新时期的作家冈仓天心有名话一箭中鹄：茶道中所有伟大的大师都是禅的弟子，并且立图把禅的精神落实在实际生活中。也正因此，日本茶道在定局之初就通过佛教的教义点化了民族精神，而把我国茶艺中儒与道的成分淡化了。
不幸的利休身处长达七百年群雄争霸、战乱不休的“幕府时期”，他的初衷是通过茶道精神的弘扬，倡导民族的和谐与亲近，纾解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内心矛盾与痛苦，所以视生命为鸿毛的武士也是茶室的常客。然而从历史来看，武士并没有从茶道中得到利休想给他们的东西。相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支持利休从事茶道创建的丰臣秀吉将军力图以武力统一全国，举兵征伐，与茶道中的“和敬”二字相悖，令利休十分痛苦，后来秀吉又轻信他人谗言，赐利休自尽。
如果说我们中国的茶艺是一个完整的庞大的体系，那么日本的茶道只是一个分支，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智的看到，日本茶道将我们中国茶艺中的“艺”的部分提升了到了“道”的层面，在饮茶过程中强调首选修养与人格铸就。相比之下，茶艺在我国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大面积的普及基本完成，但世俗的享受逐渐淹没了精神方面的修炼，即使有物质以外的企求，也属于审美层次的怡悦性。比如过分讲究器具与环境，这是不是道家与儒家一面在起作用？妙玉在栊翠庵请喝茶，给宝玉与众姐妹用的官窑的五彩小盖钟，这几件茶具到今天摆到香港索斯比拍卖会上，没有两三百万港元休想拿下来。这当然是扭曲坐标系统的假设。但在今天，反映在茶艺上的奢华形式还是本末倒置地误导着初涉茶艺的青年人。我们中国茶艺固有的属于形而上的东西是失落了。
要么喝茶，要么喝可乐，这就是历史给我们出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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