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紫禁城外波光粼粼的护城河，将红墙内外隔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从十八世纪的清代中叶开始，产于边陲之地云南的普洱茶，每年都要越过崇山峻岭渡过长江黄河，不远万里地被送入红墙内的深宫大院中，普洱茶也从此“名重天下”，繁盛了百年之久，并在这个时期登上了中国名茶的文化殿堂。 

　

　　随着国运转弱，十九世纪中后期，曾是中国“茶瓷丝三位一体”，代表和象征着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地位之一的整个中国茶都开始衰落，消退了昔日的无限荣光，失去了在世界茶叶贸易上的主导地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普洱茶又何能幸免？

 

　　光绪三十年（1908年），云南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徒抢劫一空，而早已焦头烂额苟延残喘的朝廷也无暇追究，云南地方政府借机停止了交纳普洱贡茶这一事项。从此，普洱贡茶绝，再也未能以贡茶的名义进入紫禁城的红墙之内。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个普洱茶时代的结束。从此，古代普洱茶开始成为一个日益远去的传说，留下的是一丝淡淡的，带着某种凄凉的怀旧余韵。 

 

　　走出深宫大院的普洱茶，很快在继承古老传统的同时注入崭新的“现代商业”意识，并成就了雷永丰、乾利贞、恒盛公、大有庆、钧义祥等一大批民国时期的茶庄商号。他们纷纷在经营方式、产品开发和包装上下功夫，并在昆明、上海、香港甚至在缅甸、泰国、新加坡等设立销售机构，进一步拓展了普洱茶消费市场。据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民国三年(1914年) 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后，仅思茅城区就有雷永丰、乾利贞、恒盛公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 

 

　　在这种新旧时代的承转中，除了大批传统茶庄商号在现代商业意识方面的觉醒外，整个普洱茶产业最值得纪念的，就是一批现代机制茶厂的建立和运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安徽、浙江、福建一带传统茶叶主产区相继沦陷，不少机构和技术人员被迫内迁到大后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38年9月中国茶叶公司派专员郑鹤春、技士冯绍裘到云南考察茶叶产销情况。1938年12月16日，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随着郑鹤春、冯绍裘、范和均等内地茶人来到云南，以及云南中茶公司的成立，怀揣实业报国的理想，顺宁实验茶厂（凤庆茶厂前身）、复兴茶厂（昆明茶厂前身）、佛海茶厂（勐海茶厂前身）、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先后成立。

 

　　四大茶厂的建成，以及云南中茶公司成立后十来年间的成功运作，极大推动和整合了云南的现代茶产业，也使普洱茶的现代产业意识相比此前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当然，这批现代茶厂的建立和运作并非偶然。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应该说古老的普洱茶产业此时已经具备了现代产业性的根基。而这种根基的物质基础，来自原料供应基础的初步建立。从晚清政府1908年大力倡导现代茶产业开始，云南各地开始了又一个茶叶种植的浪潮。1908年前相比清中后期，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有极大缩减。但从1908年开始，特别是民国初年，不仅原来的普洱茶主产区普洱、版纳等地的茶叶种植面积开始回升与扩大，临沧的凤庆、云县、镇康等地区和保山腾冲等地区的茶叶种植也开始发轫壮大。

 

　　所以在这一时期，普洱茶区的资源开始得到整合，开始逐渐恢复昔日的荣光；以勐海为中心的“江外六大茶山”迅速崛起，超越传统的“江内六大茶山”成为云南茶的重要主产区；原来被绝对边缘化的江外临沧、缅甸边境范围茶区发展壮大为与普洱、版纳三大茶区并列的重要茶区之一。

 

　　总之，民国年间云南现代种茶业的兴起，奠定了云南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原料基础。正是在云南茶叶种植业得到扩张的基础之上，一批具有现代化性质的茶厂、茶业公司实体建立了。特别是云南中茶公司和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的成功建立和有效运作，使云南第一次具有了一个现代性的茶业公司和几个初步现代化生产的茶厂。

 

　　现代茶业公司的建立，是现代性的资本、原料、设备等物质因素的聚集与整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说明这些因素都已成功聚合。这在云南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成为了民国年间云南茶留给后人的巨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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