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有一个英国军人，叫勃鲁(R.BRUCE)，他在印度与中国交界地域阿萨姆(ASSAM)的沙地耶(SADIYA)山中发现类似野生的大茶树。第二年(1824)勃鲁的哥哥勃鲁士(C.BRUCE)也发现同样的大茶树。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立顿”的前身)垄断全球茶叶贸易的原料，主要采购的是印度茶叶，他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率先提出了茶树的原产地在印度的论调。而英国人郝经生（J. Hutchinson）更是错误地提出认为茶树是印度原产，还说中国人在很早以前深入印度，把茶树种子带回中国，由此引发了一些专家对中国到底是不是茶树原产地的争议。

 

　　这种争议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发生了历史性转折。这种转折是被张宏达先生的研究改变的，他开始了一项令世界植物界刮目相看、为之一振的科研计划——探究阿萨姆。张宏达先后入云南、进贵州、奔四川、到广西，在各个茶山区做调研。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张宏达先生的研究结出了硕果，改变和重新确立了茶种学研究的科学版图。

 

　　张宏达先生指出，印度本身没有发现过野生茶树，可能在17世纪前后，印度的阿萨姆有当地的掸族人从中国带回了茶树，开辟了茶园，由此逐渐发展起印度的植茶事业。 

 

　　张宏达先生又从理论上证明，在中国分布的茶树有完整的系统发育体系，提出茶树、种茶、栽茶、制茶都不可能起源于印度。张教授的这一理论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后来人们从茶树的DNA测序也证明中国茶树植物具有最多的遗传多样，充分表明茶树是中国的原产。 

 

　　张宏达教授还进一步指出，认为普洱茶野生种分布于阿萨姆—缅甸—中南半岛—中国南部的提法，也是不准确的。为更正这个历史错误，张宏达教授几度深入实地考察研究，在云南滇南部少数民族产茶居住区，终于发现和确定阿萨姆茶是为独立种，它和中国茶完全没有从属关系，且阿萨姆种是普洱茶原种，断定了印度阿萨姆种茶树原自云南西南部，并把阿萨姆种改名为普洱茶种，作为世界茶树原种，并得到了国家茶学界的广泛认可。

 

　　从张宏达研究的课题中，更加证实了中国不仅仅是茶树的发源地，而且茶树种质资源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尤其是云南，它是我国茶组植物分类研究中所占比例种类最高，分布最广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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