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不可违背。需求决定供给，决定生产规模及发展。

 

　　名不见经传的普洱茶能够在清代一鸣惊人的鼎盛，就其原因一是市场需求大增；二是民族融合产量提高；三是成为贡茶皇帝喜欢政府引导。

 

　　一、市场需求大增

 

　　（一）藏民的生命之茶

 

　　1、“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据藏史载：吐蕃初无茶，后都松芒波杰赞普久病不愈，闻茶叶可以治病。随遣人赴内地寻取，后在一座浓密的汉地森林中找到茶叶，此人自背一部分茶叶，又让鹿驮了一驮茶，返回吐蕃献给赞普，赞普饮罢茶水，随即病愈，于是吐蕃乃有饮茶之俗。

 

　　又据《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今安徽六安县霍山），此舒州者（今安徽太湖县潜山），此顾渚者（今浙江长兴县），此蕲门者（今湖北蕲春县），此昌明者（今四川省江油市），此浥[yì]湖者（今湖南省岳阳城南）。”

 

 

　　藏区地处青藏高原，藏民的生存条件严酷。高原缺氧，缺蔬菜水果，食物以高热量、高脂肪、高蛋白的牛羊肉、乳酪为主，因此，摄入的维生素、矿物质明显不足，而且，在海拔2500以上，水温沸点一般在65-82℃，所以藏族同胞煮熟的食物其实都是半熟的。另外，他们食用青稞糌粑，肠胃容易积热积滞。在这种生存环境下，藏民需要一种解油通便的东西促进新陈代谢，这种东西就是茶叶。

 

　　《新唐书·吐蕃传》所说藏族饮用的“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是因为茶叶有助消食健胃，去脂解腻，散热解渴的作用，所以茶是藏胞不可缺少的饮料。《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列传》说“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历代由内地供藏胞茶叶，而藏胞向内地输送马匹，即所谓“摘山之产，易厩之良”。明代万历年间，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

 

　　可见，茶已经成为了肉食乳饮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上自王公贵人，下至贫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争相竞求。藏族谚语说：“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说明茶能促进肉食、奶酪等高脂食物的分解和消化。一天不喝茶就感觉到胃气不和,吃的东西不消化，整个人没精神；长时间不得喝茶就容易生病，古代三表示多数别拘谨为实数3。

 

　　历史也说明，茶叶是“羁縻[jīmí]政策”的一部分。“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唐宋时期，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普遍习惯喝茶，籍以解腻和帮助消化，明代尤甚。《明史》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茶不仅是边贸大宗商品，更多的成了战略物资。用今天的话就是中原控制各方“夷蛮”的紧缺产品。

 

　　2、川茶减少，普洱茶占领藏区

 

　　清代（1799年）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志草木第十一·普茶）记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这则记载告知两个信息：一是普洱茶进入西藏始于唐代，二是宋代普洱茶扩大了进藏量，当时的大理国用普洱茶换吐蕃的马在于宋朝贸易，因大理国有普洱茶宋朝的茶难以进入。但仍还不是进藏的主要茶源。

 

　　清以前，进入青藏高原的西南地区茶叶主要产自四川，大致有从成都分别到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松潘、邛[qióng]州（今四川西昌）三条主要的路线，打箭炉、松潘、邛州这三地也成为茶叶交易的主要集散地。按《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3652页记载：三路皆纳课税，每年税银或达49170两。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遭受长期战乱，当地的茶叶生产被严重摧残，造成了输出藏区的茶叶严重不足。由于普洱茶外形紧结，内质细嫩，味纯回甘，香高耐泡，非常适合藏胞口味。藏胞长期饮用，形成对普洱茶的偏好。因此有“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之说。“车”是车里（景洪）、“佛”是佛海（勐海），“车佛茶”就是普洱茶。

 

　　明末，因战乱，对藏族的茶叶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藏族立刻要求恢复茶马贸易，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北胜(云南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儿墨勒根赍（jī，怀抱着、带着）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可见藏族对滇茶的需要是多么迫切。10月开市，每年贸易茶5万担（1担﹦100斤，5万担﹦5000000斤﹦2500吨），普洱茶成了内地与藏胞友好交流的重要媒体，并成为藏胞心目中不可替代的生活必需品。

 

　　于是产于云南的普洱茶就占领整个藏区，普洱茶的强项一是味酽耐泡，二是既可帮助消化又可驱赶风寒，三是外形紧结便于长期保存及携带，四是越存越好喝（苦涩减少，变为柔和醇厚）。藏民一喝上瘾了就离不开了，成为了藏区茶叶的主要供应者。普洱茶就不仅是“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了！在西藏，不少商人经营普洱茶。达官贵人也以拥有普洱茶的多少相互炫耀，作为财富、地位的象征。

 

　　3、吴三桂的野心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

 

　　普洱茶占领藏区，还得感谢叛将吴三桂，是他的野心，让普洱茶快速发展起来。

 

　　清初吴三桂任云南总管，总辖云南军队民事。他利用川茶衰落、或可插足的机会，以交易茶叶为由，暗中联络西藏的达赖喇嘛。于是1661年（顺治十八年）3月，达赖喇嘛等受吴三桂唆使，奏准在北胜州（今丽江永胜）试行以马换茶。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云南的北胜州与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两地的茶马互市。各地商人在北胜州、中甸等地交易茶叶或马匹，官府按照交易收取税银每引三钱二分。

 

　　据《庭闻录》：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暗商后上奏：云南所需之马，每年须奏请朝廷遣官往西宁购买，难免长途跋涉之劳。今达赖喇嘛既愿通市，“臣愚以为允开之便。”不久又奏：云南普洱之地虽产茶不多，毕竟较别省采买为便，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今大理祥云县云南驿村）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所言赴川、湖产茶地方采买是虚，鼓吹采买普洱之茶是实。奉旨准。滇东南所产之茶，遂得以大量生产并销往藏区。历史资料显示，吴三桂与达赖喇嘛的茶马互市地点，还由北胜州向东北延伸至四川的打箭炉。

 

　　1681年（康熙二十年），吴三桂叛乱失败。康熙帝随即下诏，追查吴三桂暗通达赖喇嘛之事。北胜州、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一度停办。在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关后，北胜州、中甸等地的互市逐渐恢复；举办茶马互市的地点，还增加了鹤庆、丽江、金沙江（在今丽江以东）等多处，规模以后还继续扩大。

 

　　藏区和青海蒙古族地区对云南普洱茶需求的迅速增加，云南与藏区之间的茶马贸易，刺激了云南普洱茶的大量种植与销售，云南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茶叶产地，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等传统的茶叶产地并列。云南茶成为后起之秀！

 

　　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云南普洱茶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得到了十分迅猛的发展。

 

　　（二）中原饮茶方式和评茶标准改变了

 

　　中原饮茶方式的改变：远古生嚼→汉以前煎药法→汉至中唐《茶经》前粥茶法（混吃法）→唐代《茶经》后煮茶茶（末茶饼）→宋代点茶法→元代过渡期→明代泡茶法（散茶叶）→清代清饮法→当下喝水法。在上期《喝茶方式的历史演变》作了详述。

 

　　唐宋饮法反复将茶叶的汁液榨出，在明朝人看来首先是繁琐→“雕镂藻饰”，其次是失去了茶的→“自然本性”和“真味”。由皇帝老儿朱元璋一声令下：“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变成了“瀹[yuè、煮]饮法”→用沸水冲泡茶叶。由此流行“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的方式，“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现”，这一改变“遂开千古茗饮之宗”。

 

　　这种水开即饮、添水复饮的方式，盖碗茶中的茶叶是否耐泡，以及滋味淳厚与否，便为茶客所关注。导致了评判茶叶优劣标准的改变。

 

　　从有关记载来看，清代嗜茶者评判好茶的标准，主要是味酽耐泡，价廉易得，容易保存，消食健身与滋味独特，而普洱茶同时具备了这几个条件。

 

　　云南东南部的茶树属于多年生的大叶种茶，主要特点是生长迅速、采摘期长并可多年栽培，而且茶叶味酽耐泡，历十余泡茶味仍不少衰。制成以后可长期保存，而且数年后滋味更显醇厚。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称普洱茶是“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

 

　　这样，不仅“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而且中原及云南本土等，对普洱茶的需求量大增！

 

　　需求大了，就反过来要求扩大生产及畅通销路。这是普洱茶得以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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