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茅城的历史至今已经有280年。许多西南夷地区的城市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城市，与国家的形成没有关系，更不是国家形成的标志，而是中央王朝的官吏以内地城市为蓝本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复制品。它们是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基地，并具有军事据点，中央王朝统治标志，汉移民聚居点和汉文化传播点的功能。思茅城的最初形式就属于此类。

 

       1729年，也就是雍正七年，是思茅城的诞生之年。朝廷这一年在思茅设通判，设总茶店，建街市，派驻军，筑城墙，目的只有一个：以军事化强行垄断茶叶贸易。当时的普洱镇标右营派出守备、把总各一员率马步兵丁200名进驻思茅。驻军为了驻守的需要，就必然要有防御体。而最好的防御莫过于城墙。于是，巡抚张允随提请筑思茅土城。

 

       思茅通判治所设在蛮络坡，土城墙就沿蛮络坡周围而筑。蛮络坡即现在思茅区政府一带。当时土城内的规划就按明、清时内地的城市为蓝本，从纵向和横向框定了建设格局，开辟了北门街、南门街、东门街、西门街4条城内主街及巷道。将千总署、守备署、游击署等军事机关和文化景观万寿亭建在城中心至高处，将同知署建在北门街之西，将关帝庙、城隍庙建在城内东南部。城外有东面的龙神祠、文昌宫、学署、文庙、思城书院，南面有南坛、演武厅、封姓民居大院、月光庙、北面有锁水阁，西面有诸葛营等建筑。

 

      此规划虽然不是一年完成，但随着思茅土城墙的高高垒起，标志着思茅第一次兴盛时期的到来。思茅城迎来第一次兴盛现在人们都说“茶兴普洱”，这是一点也没错的。思茅的始兴，是因为茶叶贸易的兴盛。清朝初年，随着对思茅的开拓，陆续从四川、江西、湖南等省，迁入一批汉族人，他们开荒种地，采茶、制茶，茶叶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随着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鉴于思茅在茶叶贸易上的重要地理位置，清政府又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思茅厅，裁思茅通判，将攸乐同知移住思茅，改为思茅同知，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目共八勐地方。思茅厅署派流官管理，但下面土官仍保留，委六顺土司以土千总之职，流官统治各族人民，即所谓“以土目官土人，以流官管土目”，同时进行改土归流，将六顺土司辖地划为上、中、下三甲，土司势力范围仅限于中甲六顺地方。车里、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八土司及攸乐土目仍维持土司制度，无事则听各勐土司在车里宣慰司统属下各自办理，有事则报思茅厅，再转报普洱府，派员兵驰往弹压抚绥。

 

       就在雍正十三年，普洱茶名震京师。清政府题准征收茶捐，普洱府当年发出“茶引”三千引（3000担）。所谓“茶引”，是我国历史上官府发给茶商的茶叶运销赁证，是茶商缴纳茶税后，获得的茶叶专卖凭证。茶商于官场买茶，缴纳百分之十的引税，产茶州县发给茶引，凭此引贩运茶可免除过税。这种茶引，类似现代的购货凭证和纳税凭证，同时也具有专卖凭证的性质。这种官府控制下的商人专利的办法，元、明、清都采用。

 

       1744年，雍正的儿子弘沥已经即位9年，这位年轻的乾隆皇帝下令将普洱茶列为朝廷贡品。朝廷从云南布政司铜息项下每年拨银1000两，给思茅厅采办八色贡茶，采办完贡茶后，茶叶才允许民间买卖。1767年，思茅城与普洱茶一道迎来了第一次兴盛，当时的同知张轼将土城改建为砖城。

 

 

       随着人口和交易的增加，1774年朝廷又在思茅添设了一员巡检，下设役丁22名。这个机构所行使的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工商局、公检法司及边防等职能的总和。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商机吸引着内地商人和冒险家到思茅垦荒淘金，定居安家。据《思茅县志》记载，道光三年（1823年），从川、黔等省来了一批移民，有的经商，有的开荒种地，有的租种田地，思茅厅将他们编入所在附近村寨保甲。在内地汉族不断进入的同时，思茅本地的土著民族不断往西南边迁徙。到1850年，思茅厅外来的客籍户已达5571户，是土著户1016户的4.5倍。大批汉族的进入，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促进了思茅厅经济的发展，使思茅逐步形成以茶叶加工为主及山货土产集中转动的边陲城镇。

 

       同治元年（1862年），大理回族起义军派兵攻占思茅，清政府为镇压回族起义，连年派兵征战，于同治四年（1865年）清兵攻下思茅城。在连续四年的战争中，使思茅交通阻断，商业停顿，人口大量死亡、外逃。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统计，思茅厅只剩3791户，与道光三十年（1850年）相比户口减少57.6%。中兴不过三十余的思茅因战乱走向衰落。

 

       自光绪元年（1875年）起，思茅的人口逐步回升。再次成为闻名于世的“普洱”茶及鹿茸、皮革等土特产的加工销售集散地。十九世纪末期，由于“东南亚陆路码头”的地理位置，思茅逐渐成为英、法争夺殖民地盘的焦点。故它的重要性，不但关系云南西南门户，也是国防上的要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缅条约付款专条》，允许英国在思茅开商埠，设领事、划租界、办教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思茅海关开关，海关税务司一职由外国人担任。英、法等国运进大量洋货，一部份在思茅销售，大部从思茅关过境，运销内地。通商口岸的建立，带来了思茅商旅的一时繁荣。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十五年间，思茅海关出口总值白银663338两，进口总值白银2727650两，入超白银2061312两。思茅海关成为近代云南三关之一，与蒙自关、腾越关齐名。

 

 

       民国2年（1913年）思茅厅改为思茅县。民国3年（1914年）普洱道署由宁洱县迁驻思茅，思茅县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载，民国3年（1914年）至民国8年的五年间，从思茅海关进口的商品有27种，有色花布、绸、棉纱、毛棉毯、燕窝、棉花、鹿茸、火柴、煤油、伞、染料等。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茶叶，五年共出口200万余斤，市场吞吐量700万斤。较场坝海关前的茶叶、棉花、洋靛、山货、药材等报关物资堆积如山。各地来往的商人络绎不绝，商业市场繁荣，形成了思茅商业市场发展的第二次鼎盛时期。

 

        此时的思茅城开始大扩容，以海关为中心的城外街市不断发展，建成了南正街、珠市街、新庙街、太平街、顺城街等南北向街市，新兴街、儒林街、天民街、回梓街、菜市街等东西向街市和茶园巷、龚家巷、牛肉巷。外国人还在教场坝（今太平街以下一带）建了网球场，闲暇时分，打网球的和看网球的，成为思茅一道时尚风景。如果说思茅的第一次兴盛是以官家为主角带动的商业兴盛，那么思茅再次兴盛的主角就是南来北往的私商了。清末民初，是思茅商业发展的兴盛时期，城内有大小商号200余家，各种服务行业的店铺200余家。

 

       光绪年间，思茅城区加工茶叶较有名的是同仁利、恒盛公、泰裕丰、信和仁等几家茶号，每户年产量少的四五百担，多的高达千余担，加工出口的有圆茶、方茶等。1914年，普洱道署由宁洱进驻思茅，思茅城区就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万担左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思茅的茶庄首推雷永丰老茶号。雷氏茶庄经营门道多，在昆明正义路设有“杨复济”商号，主营茶叶，雷氏茶庄年销量千担。另外大有庆茶号和鼎春利茶号也很有名。大有庆茶号在昆明还开设有“陈永兴”商号。鼎春利茶庄创办于1931年，直到1948年歇业，是思茅众多茶庄中，歇业时间最晚的普洱茶庄。

 

       清末明初，原信昌是思茅商务量较大的省货商。店址在今南正街90号。当年，三间铺面清新雅致，全套玻璃货柜引人注目，柜上摆满各种布匹、绸缎、省货、国货和外国进口货。商号主人马子厚、马子明、马子商三兄弟在云南商界都很有名，通海人，三人轮流赴思茅主持商务。现在思茅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记得当时他家的掌柜和几个伙计应客忙碌不暇的情景。到了晚上，这家商铺汽灯通明，生意仍然十分红火。除了原信昌这家大省货商，珠市街的复和园在思茅商家中也享有盛名。

 

       由于商业繁荣，每天进出思茅城驮运商品的骡马不下千匹。一时间，思茅的人马旅店及皮革、药材、纺织、副食品加工等各类手工业极其兴旺。全城有五金业34家，皮革业11家，木器加工业12家，食品业34家，织染业45家。顺城街有忠兴马店、纳家马店，新兴街有普通马店，较场坝有后家马店、郑家马店，龙王井有信远栈、瓦家店，新庙街有福远马店、李家马店，可容纳牲口千余匹。供过往行人住宿的旅馆有顺城街高升店、春林客栈、鸿盛客栈、文云客栈，较场坝元合客栈、贵荣客栈。集中于新兴街和牛肉巷的10多家皮革店用石灰水或用烟熏硝皮革，制作皮攀胸、串珠带、胯皮、辔头、皮兜肚、皮褡子、皮背包、皮领褂、牛皮驾绳等产品销售给过往马帮和牛帮。

 

       据民国8年（1919年）当年的资料，进入思茅城的外地商人所雇民夫2983人，骡、马10049匹全年报关外销茶叶7000担，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46425两关平银。进出口最高的是民国1912年，达1669134两关平银，是1919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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