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7月3日，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曾发给他一纸命令：“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

 
1848月，为了获得品种优良的茶树，同时寻找中国有经验的茶农和栽培工具，帮助英国政府在喜马拉雅山山脉建立茶园，福琼再度来到中国。这次他把自己装扮成中国人，旅程中少虽然发生了惊险的故事，不过搜集植物的工作很顺利。
 
英国人托比·马斯格雷夫等人的著作《植物猎人》说：“福琼从衢州和浙江的其他地区成功地采集到了茶树种子。他还从宁波地区、舟山和武夷山采集了标本，负责将23892棵幼株及大约17000棵幼苗运到喜马拉雅山山脚下，同时安排8位中国茶工携带工具一同前往。不久，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和锡金，茶园陆续涌现。到了19世纪下半纪，茶叶成了印度北部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福琼惊人的举动还有，他第四次来到中国，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此行成功地促成了32000株茶树在美国生长。要不是美国内战的炮火，美国政府种植茶园的计划可能会就此实施起来，世界茶叶的格局或许会被重新书写。
 
可以说，没有中国茶，就没有印度茶叶的辉煌，而如果没有植物猎人福琼，中国茶业将是另一番面貌。小小的茶籽，幼小的茶树苗，就这样改变了世界。
 
谁带走了大叶种？
 
另一种有关茶叶的争夺战旷日持久——在茶树原产地之争中，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张宏达的声音掷地有声。
 
张宏达先后深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在各个茶山区做调研。经过研究，张宏达指出，印度本身没有发现过野生茶树，可能在17世纪前后，印度的阿萨姆有当地的族人从中国带回了茶树，开辟了茶园，由此逐渐发展起印度的植茶事业。这种推断，也与日本学者松下智的论断相呼应。
 
他又从理论上证明，在中国分布的茶树有完整的系统发育体系，提出茶树、种茶、栽茶、制茶都不可能起源于印度。这一理论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后来人们从茶树的DNA测序也证明中国茶树植物具有最多的遗传多样，充分表明茶树是中国的原产。
 
张宏达进一步指出，普洱茶野生种分布于阿萨姆-缅甸-中南半岛-中国南部的提法，也是不准确的。为更正这个历史错误，张宏达教授几次深入实地考察研究，在云南滇南部少数民族产茶居住区，终于发现和确定阿萨姆茶为独立种，它和中国茶完全没有从属关系，且阿萨姆种是普洱茶原种，断定印度阿萨姆种茶树源自云南西南部，并把阿萨姆种改名为普洱茶种，作为世界茶树原种，得到了国家茶学界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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