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瓷、丝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最卓越的三大贡献，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了世界的经济和文化格局，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品质。《茶叶战争》是第一本以茶为视角来观照晚清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著作，也第一次提出了“茶运与国运的关系”。这本书站在历史的视角，以客观的记录，讨论了这样一个命题：为何英国以茶而富强，而晚清却因茶而走向衰亡。在历史中审视茶叶，不仅增加了一种视觉，更平添了一层社会学意义。柔弱的茶叶何以拥有影响国家兴衰的神奇力量，茶叶长城怎样抵抗坚船利炮，在乱世硝烟中散发着悠悠的茶香？近日，《茶叶战争》的作者周重林接受了新金融记者的专访。

茶叶与王朝的兴衰

传统的茶文化研究中，基本上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来解读，言及茶对世界的贡献，也往往局限于茶对文化风俗的影响，少有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层面进行论证。而事实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茶叶所扮演的角色，就已经不仅是晚清行走世界的通行证，更是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甚至成为重塑世界权力格局的重要角色。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等在《绿色黄金》里认为，茶叶创造了英国，并使英国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新金融：将茶叶与国家的兴衰结合起来，尤其是以茶叶对鸦片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开辟了别样的解释，你是怎样想到从这个角度和路径进行论证的？

周重林：“鸦片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词汇，首次出现在1840年4月25日的《泰晤士报》上。中英会战，因贸易而起，故许多西方学者用了比较中性的词汇，比如“贸易战争”。但我认为，最初的问题是茶叶输入英国造成白银流失所引起的，为了扭转这种逆差，英国才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又反过来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为了保住银子，晚清才有了禁烟运动。茶、银、鸦片的循环，最终引发鸦片战争。学界也一直有人说“茶叶战争”，我只是首先作了论证而已。

新金融：这种新的解读方式，意义在于什么？

周重林：现在总会听到中国复兴这样的词汇，但何时复兴，依靠什么来复兴？当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有了“输出价值”的观念，但输出什么？18、19、20世纪，中国、英国、美国都因为茶叶而分别成为世界的霸主，难道只是巧合？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我才开始了对茶叶重塑世界权力的研究。

新金融：在《茶叶战争》一书中，多次将茶叶与话语权联系在一起。你怎样看待二者间的关系？

周重林：好比明明是“茶叶战争”，却被叫成了“鸦片战争”一样，知识会带来霸权，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语言和学术，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可以逐步转化为世俗的权力，也可以转化为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甚至可以转化成美国的海军舰队……

茶叶是一个极为中国的文化符号，现在却被肢解得很零碎，反而是日本茶道和英国下午茶大行其道，难道我们不该反省？

新金融：茶叶和鸦片这两种物质在中英两国的命运，是《茶叶战争》一书的核心。茶叶在王朝的兴衰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茶叶的哪种特质使得它具有如此惊人的“力量”？

周重林：茶叶在中华帝国的朝贡贸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唐代开始，茶叶就是驭番制夷的有效工具，到了明代，尤其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嗜茶成瘾后，茶叶更是成为攻城略地的利器，无形的“茶叶长城”远比那些防御工事管用。晚清企图用茶来制衡英国有很深的历史背景，但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夷族，天朝上国太缺乏了解，才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拉开了近代中国的序幕。

茶叶有三大特性。第一是远征性，茶叶生长很难突破北纬39°，故其他地方要获取茶叶必须从中国南方调运；第二是渗透性，茶叶属于成瘾品，很容易上瘾，从而形成了依赖；第三是精神性，中国儒释道为茶注入了特别的精神气质，使茶成为梦幻东方的神奇物质。

新金融：中国固然拥有不少知名茶叶品牌，但在国际上，分量似乎还不够。在你看来，中国茶该如何实现崛起？

周重林：我这本书的合作者太俊林先生是著名的企业家，也是茶界的思想者，他说立顿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举国之茶力都不敌一家公司的现实中，只有学习，才会有空间。不要自视过高，也不要妄自菲薄，主动退缩。英国只有数百年饮茶史，而我们有上千年。只要有时间和耐心，总会有茶业崛起的时刻。

“茶马古道”上的话语权

周重林对茶叶的解读，并未局限在政治经济历史领域的考察，更与现今社会发生了深层的互动。他从一片茶叶，透视了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为何作为茶叶大国的中国却没有世界性茶叶品牌，为何我们丢失了本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周重林把这个定位在——茶马古道上。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在喜马拉雅连绵不断的雪峰高耸于大峡谷之间，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带的丛林草莽中绵延盘旋着，犹如在峭壁上被凿出来的一般。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条被称为“鼠与鸟之路”上穿行，开辟着通往域外的民间贸易通道。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由于茶捐过重，茶商无利可图，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不见了，悠扬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远去了，远古飘来的茶香消散了。从此，茶马古道默默地在时光的荏苒中沉寂了许多年。

虽沉寂多年，然而，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却始终留存在人们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中。为推进茶马古道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不少专家学者曾多次前去进行实地考察，木霁弘等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首次正式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命题，周重林作为他的学生，后来也加入了茶马古道研究组，并承担起了这一课题的重任。

新金融：木霁弘等人首次正式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命题之后，关于“茶马古道”的争议存在了十几年。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周重林：现在“茶马古道”已经完全取代了最初描述西南区域概念的“南方丝绸之路”，当初的争议不复存在，尤其是国家层面上启动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以来。“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具体论证过。我在《茶叶战争》一书中用“权力与地理”来作了简单的回顾，丝绸与茶相比，缺乏太多遗迹与活形态的东西，线性文化遗产，一旦主体物质“死亡”，其研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新金融：《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研究报告》是目前茶马古道最详实的报告，你担任此课题第一负责人和第一撰稿人。对于茶马古道你有怎样的一种情结？

周重林：这个课题是研究所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把重任交给一个年轻人，需要多大的勇气与魄力?我是木霁弘老师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他讲述的茶马古道迷住了，写过许多古道小说。后来到木霁弘担任所长的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工作，木老师为我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条件，所里还有像杨海潮、凌文峰等志同道合者，他们教会了我许多，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终生研究茶马古道的决心。

新金融：20多年的时间里，“茶马古道”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为一种文化符号，并且推动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化。目前，“茶马古道”的申遗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周重林：2009年年末，我们的报告提交给国家文物局后，国家层面在2010年中旬就启动了国家保护计划，把许多连县级保护都不是的古道、桥梁、村落首先纳入了国家文物保护当中。申报的云南、贵州、四川有上千个点，就是因为点线面太多，所以申请世界遗产工作还在细化中，大约在2015年具体实施。

新金融：对于“茶马古道”的未来你有怎样的期许，会做出怎样的努力？

周重林：回到话语权的问题，这个诞生在云南的学术概念，是一个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符号输出的概念，现在我们有几个原创概念可以输出？大部分都是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拾人牙慧。萨义德就说，西方的东方学在东亚招生，不过就是培养了一些操着西方话语的东方人而已。

我们研究所立志创建一个茶马古道学派，在《茶叶战争》后，我要写的是《茶马古道与内陆边疆的形成》，杨海潮在写《茶马古道的知识谱系》，凌文峰在作《茶马古道与牵牛花》，杨静茜在做《茶马古道物具考》……加上有北京大学的陈保亚教授、汪峰教授等研究群体，我们会在已有的地基上，盖出漂亮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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