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年底，普洱茶开始直接地进入台湾市场。八八年，台湾茶艺界组团到云南考察，带回来了样品，但以青沱、青饼及七子饼为主，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涟漪，但却是一个开端的萌芽，较多文献、信息进入宝岛。当时对普洱茶称谓，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市场受香港影响很大。

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做后续移民等动作，造成大量老茶不断涌现。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更多也不知其所以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

历史的普洱，是源远流长，在昔日有其风光的一页，由文献古籍，可见一斑；本文受限于时间及文长，就以现今普洱发展始末，做切入点，以一位过来人初浅的经历，论述走在茶马古道上一步一脚印的心路旅程。

全世界普洱茶发烧、发热，约是六、七年前开始，但对一群茶疯子而言，早在公元一九八0年已开始展开一阵接着一阵毫无间断的追逐骨董普洱茶风。近廿多年光阴如梭，但也扎扎实实地见证普洱茶由黑翻红的传奇。

时间回溯到公元一九八七年底，海峡两岸关系缓和，普洱茶开始直接地进入台湾市场，在公元一九八八年（民国七十七年），台湾茶艺界就已组团到云南考察，带回来了样品，但以青沱、青饼及七子饼为主，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涟漪，但却是一个开端的萌芽，亦是较多文献、信息进入宝岛时刻。当时的台湾、香港及东南亚普洱茶世界中，仍呈现传统的喝普洱茶方式，尤其是香港、澳门等主要在茶楼饮茶、喝普洱茶，只有少数几家有较专业的各式普洱，对普洱茶称谓，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一般市场上受香港影响很大，入仓的普洱味道特殊，因此“臭曝茶”称谓不胫而走。

追寻普洱茶根源萌芽期，约过了二、三年的蛰伏，接着是黎明前暗涛汹涌期。

先是远年的下关沱茶，接着红印、绿印甲、乙级（香港人称蓝印）、香菇头（鼎兴末代紧茶）、福元昌、同兴、同庆等大量地从香港出仓，让这群疯子感受到一股新的旋风正在吹拂着。

此时正是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做后续移民等动作，造成一些不知名的茶饼，不断地涌现，台湾茶人大部分只接触到红印、绿印、黄印及沱茶，最早应是宋聘、双狮等，其余则是一知半解。

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对云南地形实在不熟悉，也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则甚至出现法文，到底来自何处，根本查不到数据（后才知道来自越南河内的圆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因为出炉的老茶饼、紧茶，比喝的速度还快，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让更多人都有首度接触了骨董普洱茶的机会，以他们的职业敏感度感受到这是“千载难逢”，这股推广之风，也造就了饮古董普洱茶另一股旋风港人受茶楼饮茶风气影响，对熟成的普洱较有兴趣，这些陈年的老普洱就一堆又一堆的进入台湾市场及搜藏家手中。

直到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云南省思茅举办首届的中国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这群研究热络的疯子那会错失这种良机，风尘仆仆地飞往参与这场盛会，与来自云南省各主要茶业机构、研究所及云南大学教授、北京中国茶叶公司等大陆的茶叶产、官及学界共同首度面对面的探究普洱茶。

但由与会各专家学者及业界提出的论文、会中讨论的内容，加上会场四周及茶叶街逛览，发现所呈现的云南普洱茶，干篇一律是新茶，少数商店可买到渥堆的普洱茶砖，请了李松青、张顺高、王郁凤等喝咖啡，但我们谈的是陈年普洱茶，愈陈愈香的东西，他们却完全停留在绿茶普洱茶概念中，大有“鸡同鸭讲”感慨，不过，邓时海带来的一颗末代紧茶，给曾经在云南做过茶，移居美国的楼杨丹桂女士相当大震撼，她家昔日就是云南古老的茶商，她这次也提出了“新茶路考”的论文，而王郁凤的论文，亦提及清宫普洱等论证让台湾来的寻根茶人感受到异中有同的观念。

包括王郁凤的《普洱茶与清皇朝》，一位云南大学年轻讲师温一波提出他走访的茶马古道记实，这些概念在日后追查普洱茶历史中，均发挥相当大的魅力，但当时并不被大会所重视，有些论文如茶马古道即使后来出论文集仍未收录，但这也是促成我却追寻茶马古道的根源，利用研讨会空档，立即驱车赶赴普洱府，走了一段[茶庵鸟道]，走在崎岖的石板上，正值夕阳西下，一轮夕阳高挂，遥想当时普洱茶还未兴盛状况，真的颇有[夕阳无限好，只是尽黄昏]的感触。

第一年的这一趟，也到了历史名城普洱府及普洱茶厂走一遭，当时普洱茶厂厂长认为他们最好的茶是“普洱绿海白毫”，不卖，可是也大方送每人一百公克做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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