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以来，“五尺道”就是滇川的必经要冲，是连接云南与内地的最古老的官道，公元前246年，秦始皇从修筑道路入手开发和治理云南。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地区的道路。灵关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主要线路之一。

    秦汉时期，在西南夷有一项重要的暴利贸易——“僰bó僮tóng”（即僰族未成年的奴隶）贩卖，高额的暴利吸引着包括巴蜀人在内的中华商人云集西南夷地区。“僰僮”出自僰道县，因而僰道县成为蜀贾贩卖“僰僮”的主要地区和通商贸易地。从蜀到僰道的道路汉代称为“僰青衣道”，由蜀出发，沿着青衣江水而下，经过夹江至乐山，又循岷江而下至僰道。青衣道至宜宾后分途：一为南夷道，即从僰道继续南行至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再往南可至今广东南海；另一条接着秦代修筑的五尺道，通往滇池地区。汉武帝时唐蒙又“凿石开阁，以通南中”，将“五尺道”加以整修扩建，形成由僰道南下，过石门（今云南盐津豆沙关）到朱提（今云南昭通），然后经由味县，到达滇池地区的官道。由于“五尺道”以朱提枢纽，所以又称为朱提道。五尺道经由的地区山高水险，道路十分艰险，当时行人说其道“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

    “僰人”、 “僰道”、 “僰国”

    “僰人”是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相传“僰人”因随武王伐纣有功，被封侯，建立了僰侯国。《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筰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长。”这是有关僰人的最早记载。

    秦汉时，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地区，开凿“僰道”，设立僰道县（僰道县，即今宜宾市，僰道，也就是“五尺道”，北起四川宜宾，南达云南曲靖。）之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设立了犍为郡，郡治也在僰道县。

    谈到僰人，我们不能不说到司马迁和司马相如。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关于“西僰”的记载很多，其中多次提及司马相如在僰人地区的一些活动：“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为郎。这里“西僰”是指夜郎国以西的僰人地区，也就是僰道之僰。西是相对于夜郎而言，并不是在僰道之西还有僰人的聚居区。

    据一些学者考证，“僰”除了与方位并称外，还常常与其他族称并提。《史记·平淮书》载：“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汉书·伍被传》言：“南越宾服，羌僰贡献。”、《后汉书·杜笃传》说：孝武“立侯隅北，建护西羌。捶驱氐僰，寥狼邛筰。”、《史记·货殖列传》记：“南御滇僰、僰僮”等。

    汉晋时期的史书经常提到“僰”，但由于“僰”见于史书的年限很短，记载也不详，因而被称为是“一个来历和去向都不明的民族”。

    对于僰人的去向，一直以来有多种说法，有认为“僰”不断南迁之后，与南方民族融合而消失了，也有认为其南迁后作为主体与周边族群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白族的先民，也有认为云南文山邱北一支彝族保有悬棺葬遗俗是为僰人后裔。

    对于此说，后有学者考证，悬棺葬作为一种特殊的葬式，在南方各省并不鲜见，悬棺葬被认为是南方濮僚系统各民族的习俗，而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彝族作为氐羌系民族具有濮僚系民族的悬棺葬习俗确实比较特殊，但也只能说这支彝族是氐羌系和濮僚系民族融合的产物，而不是僰人的后裔。根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宜宾地区的“僰人悬棺”的年代上限为唐宋时期。四川泸州医学院对棺中遗骨进行的测量表明，遗骨颅骨与今汉族人颅骨的差异远大于与今壮族人颅骨的差异，且遗骨主人与僚人同有凿齿习俗。因此，“僰人悬棺”的主人应是僚人。当然，还应当说明的是，僰人并不是僚人，僚人是后来进入这一地区的，这就是公元四世纪成汉政权时期的“僚人入蜀”事件。关于“僚人入蜀”，比较完整的记载是宋代郭允蹈在《蜀鉴》卷四“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蜀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条下所记，而最早对此进行记载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其载：“李寿之时，僚自牂牁北入，所在诸郡，布在山谷。”

    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僚人入蜀”事件实际上包含了两支僚人，一支从牂牁郡北上，另一支则是巴地僚人西进入蜀。从民族发展的纵向看，川西甘阿凉一带被称作藏彝大走廊，氐羌系民族南下均是沿这条走廊南下，一直达到云南。今天的凉山、楚雄地区仍是相连的彝族聚居区，这条线以西基本是司马迁所记载的西南夷地区。而沿金沙江上溯，从宜宾经攀枝花到大理直达保山划另外一条线，这条线几乎与前一条垂直，而沿线却又是历史上汉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僰人除了西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向北，本身僰人就是接受“中原”文化较多的民族，很有可能在面对南面的压力的时候向北进入四川盆地，并与其他民族逐渐融合到汉民族中。僚人入蜀的时候，成汉政权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也加大了僰人融入主体民族的可能性。

司马相如“两檄文”震慑西南夷

    司马相如仪表堂堂，多才多艺，不失为一代风流倜傥的名士。他琴摄卓文君，赢得美女芳心的风流韵事，更传为家喻户晓的千古美谈。

    但是，除了一表人才，满腹经纶之外，司马相如也是一位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伟丈夫。司马相如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在当时已是惊世骇俗之举。婚后由于生活拮据，司马相如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这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都是一般读书人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

    却从来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来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这更是为我们读书人树立了响作天雷的文人气节。“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当然，也正是他的清高，让司马相如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

    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司马相如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据史料记载，“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俸禄从比三百石到比六百石不等。另据司马贞《史记索引》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也。”而当时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到一千石，由此可见相如官职之卑微。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这才是独具匠心的高明之论。

    司马相如凭着雄放的气魄和富赡的才华，勇于创新，锐意开拓，在文学和政治上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

    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写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当时，唐蒙从巴蜀通夜郎，由于处置不当，引起巴蜀民众的惊恐，汉武帝便命司马相如责备唐蒙，并作文告谕巴蜀民众，一方面说明唐蒙“发军兴制”等举措并非朝廷之意，另一方面又要求巴蜀吏民理解和支持“通西南夷”的行动，迅速达到了安定人心的目的。

    而《难蜀父老》写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当时，为“通西南夷”而修理道路的工程已开展两年，尚未修通，民力消耗很大，朝中一些大臣因此认为“通西南夷”毫无益处。司马相如力主恢复秦朝便已在西南地区设置的郡县，得到武帝赞同，于是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获得成功，为加强汉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发展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贡献。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面对莽荒之地的西南夷，司马相如告诉人们：“普天之下，无处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无人不是君王的百姓。”所以应使天地之内，八方之外，恩泽弥漫，一切生物如果有没得到恩泽浸润的，贤能的帝王就会为此感到耻辱。现在国境之内，穿汉人衣服的人，都获得了幸福，没有一个人不满足。但是不同风俗的少数民族，遥远而和别的民族相接的地方，车船不通，人迹罕到，先进政治、良好教化还没施行到那里，美好的风俗还很少。吞并他们就在边境损害了礼仪，让他们独立就会歪风邪气横行：赶走、杀害他们的头领，君臣交换位置，上下秩序打乱，父兄无辜被害，小孩成为孤儿沦为奴仆。

    司马相如说，朝廷向北方出兵讨伐强悍的匈奴，向南方派使者谴责强劲的南越。四方都传扬恩德，南方和西方各属国的君长象鱼群仰头迎向流水一样，希望能被受号令的人需用亿计数。司马相如还说：如今在沫水、若水设关口，在牂牁划疆界，凿通灵关道，在孙源河架桥，开创远播道德的通路，是让仁义的统治继续传承下去。这将会大恩广施，长久安抚和驾驭远方，使边远地方不闭塞，阻隔严重昏暗蒙昧的地方也能照耀着阳光，从而消除兵患，平息争位攻杀，使远近同一体制，中外安宁幸福。司马相如最后强调，朝廷此举是从深水淹没中拯救老百姓，让他们奉享到皇帝的美德，挽回衰世的败落，延续中断了的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

    司马相如痛斥川人的“盆地意识”，他说：“帝王的事业都是从忧患开始，到安乐结束的。既然这样，那么承天赐福的征兆就完全在我们这里了。正要达到成功，将在泰山、梁父山举行封禅大典，摇响和铃、鸾铃，高唱颂歌，与三皇五帝等同有加。可是旁观的人没看到趋向，旁听的人没听出意旨。这就犹如鹪明鸟已翱翔在辽阔的天空，而张网的人还盯着湖泊。可悲呀！”

    《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篇政治檄文，融汇了司马相如对加强少数民族治理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艺术。不仅在政治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对后世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晋文学家李充在《翰林论》中说：“盟檄发于师旅，相如《谕蜀老》（即《谕巴蜀檄》）可谓德音矣。”南朝梁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 檄移篇》中也指出：“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人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对这两篇文章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司马相如亲临西南夷，广施教化，替天牧狩，推进了大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对西南夷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研究和实施，为后世民族政策的研究和发展写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笔。

古道 西风 瘦马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蜀道难》让我们初步领略了川滇古道的险阻；唐代骆宾王也有诗：《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绝壁千里险，连山四望高》；而明代杨慎则说：策马水槽滑，乘橇雪泞消，我行再经此，感慨一长谣。这就是蜀地所谓"其地四塞，山川重阻”，山川之险，攀登之难可见一斑。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面对“恶其地崎岖”，指着大渡河西南地区“玉斧划河”说“此外，吾不有也”是何等的无奈。

    当年灵关古道一带，万道沟壑架起了雄浑起伏的山峦，暗礁险滩依偎着奔腾湍急的江流。先民忧伤地喊出了"大山为什么挡着我"的口号，然而一支古老的歌谣唱响了征服古道之谜： “悬崖不可栈之，斧凿之；山涧不能渡之，索跨之；羊肠不可攀之，马征之……”。我们的先民通过长期摸索，通过“三大发明”，终于找到了开凿古道之法。

    在山高水急，舟船不堪摆渡之地，用竹索藤条拧成绳索系于江河两岸为桥；或以"熘索"之法如猿之擘、如鱼之跃，以通往来之便。今天横亘于大渡河的索桥，架在怒江上的铁索桥霁虹桥就是依古筰桥之法修建的。

    在只容匹马单行的山路上，先民经过精心驯化，一种长鬃、身矮、耐力极好，善于爬山的筰马出现了，还有滇池驹也出现了，在金沙江两岸，传说可日行千里，称为金马，被人们赋予了许多优美的神话传说。汉武帝听信金马之事，在长安设金马于金马门，把饱学之士称为“金马玉堂”。

    汉宣帝以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派官员王褒持节前往云南祭祀。《华阳国志》里讲到滇池有龙马。郦道元《水经注》也提到大姚禺山有金马。昆明人甚至还把金马碧鸡搬上了牌坊，搬上了市徽。

    在悬崖峭壁上凿孔插木,悬空铺板而成栈道，硬生生地在悬崖上开辟一条通道。也有在石崖上凿成台级，形成攀援的梯子崖。还有在陡岩上凿成的隧道或半隧道，供人通行。真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看上去跟天梯似的。在何君尊楗阁刻石上，记载了汉代一条栈道的修筑过程。刻石之下，至今仍残留着一些宽约一米的深洞，每隔数米便有一个。

    千年马匹频频击足，石板路上留下了深深的马蹄窝；石壁上榜书石刻，阐述着古道的悠久； “山间铃响马帮来”响彻在崇山峻岭中。

    岁月悠悠，古道沧桑。奔波南北的马锅头们，踏着几千年的疲惫，在商旅的马铃声中刻写着岁月的轮廓。茶马古道带来西南夷的繁荣，让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在华夏几千年的民族大融和中，闪现出耀眼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后，一道亮丽而的风景线——成昆铁路穿山越岭，彻底改变了大西南的历史。昔日的茶马王走完了最后的历程，那些斑驳的历史痕迹显得更外的沧桑，他像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不愿其烦地向世人讲述着那一个个古老而又悠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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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夷：西南夷是汉代对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和甘肃南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西南夷诸族经济发展不平衡，夜郎、靡莫、滇、邛都等部族定居，主要从事农耕；昆明从事游牧；其余各族或农或牧。西南夷与巴蜀有商业来往，两汉于其地置八郡进行管辖。

    《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据，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娏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古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嵩、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有莋都国，东北有冉娏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娏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

    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约前179年— 约公元前118年）字长卿，汉族，蜀郡（今四川省成都)人。西汉大辞赋家。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司马相如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被后人称之为赋圣。他与卓文君的私奔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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