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没有哪一类茶会像普洱茶这样缺乏完整的表达，主要原因在于，普洱茶的话语被历史、地域、人群以及商业稀释，显得零散而混乱。
具体而言，典籍与历史中的普洱茶与当下所言的普洱茶，并非一种承接关系，普洱茶的原产地以及其主要消费地的人群长期以来各自表述，难以取得共识，而商业力量的崛起，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普洱茶的面貌、工艺乃至存在形式，这些都增加了对普洱茶的认知成本。也因为如此，普洱茶反而显得魅力四射，让人横生重塑欲望，余秋雨和他的《品鉴普洱茶》可视为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认识普洱茶的常规路径，往往与历史话语有关，这也是早期和当下研究者角逐最多的领域。他们手胼足胝、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的普洱茶时代，在遥远的边陲云南，能够调动的典籍(汉文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可谓麟角凤毛，有限的云南茶信息只有借助历史语言学的放大镜，才能一步步被挑选并还原。
让我们放弃去汉唐的追溯，直接切入到普洱茶成名天下的清代。
普洱茶命名的起源，被采纳最多的说法是因为普洱府的建立。1729年(大清雍正七年)清政府在今天的宁洱县设置了普洱府，普洱茶因为在此交易、流通因而被人所熟知。普洱茶在历史上的只言片语，无法令人满意，解释起来往往也令人困惑，就这一点，早在道光年间，阮福(1801—1875)就强烈地表达过。
阮福乃经学大师阮元之子，云南的金石学家，他在《普洱茶记》里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然而他到了云南才发现，这个大名鼎鼎的茶叶，在历史的典籍记录可谓少之又少。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不过是记载了茶与地理的对应关系。清乾隆年间的进士檀萃同样只是在地理上作了六大茶山的分类(《滇海虞衡志》：“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日革登、三曰倚邦、四日莽枝、五日蛮砖、六日慢撒，周八百里。”)鉴于此，阮福进一步记录普洱茶的成型路线图。
如果没有朝贡贸易，普洱茶即便是在清代如此盛名，也不会有太多的笔墨记录在案，因为这些早期书写者，没有一个人抵达茶山深处，我们也就无法获得茶山现场传达出的任何细节。尽管如此，阮福还是从贡茶案册与《思茅志稿》里转述了一些他比较关注的细节：1、茶山上有茶树王，土人采摘前会祭祀；2、每个山头的茶味不一，有等级之分；3、茶叶采摘的时令、鲜叶(芽)称谓以及制作后的形态、重量和他们对应的称谓等等。
《普洱茶记》因为多了一点料，便成为普洱茶乃至中国茶史上著名的经典文献。从1930年代开始，因为要论证云南是世界茶的原产地，阮福茶树王的细节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扩大化，事到如今，已经形成了每每有茶山，必有茶树王的传说与存在。而其祭祀茶树王的民俗则被民俗(族)学家、人类学家更大范围内精细研究，甚至被自然科学界引入作为证明茶树年龄的有力证据。在普洱茶大热天下后，《普洱茶记》再次被反复引用和阐释，同名书更是多达几十本，其核心也不外乎阮福所谈三点细节最大化。
比如讲究一山一味，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制茶思路。一是用正山纯料制作普洱茶，二是把各山茶原料打散拼配做成普洱茶。就普洱茶历史传统来说，前者一直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老字号，比如“同庆号”，“宋聘号”。这些老字号后来虽在在云南境内消失了很多年，但他们的后人(也许并非如此)在近10年的时间里，又借助商业的力量把它们复活了。令人惊叹的是，经销这些老字号的外地茶庄还健在，香港的陈春兰茶庄(1855年创建，是目前中国最老的茶庄)以及其后人吴树荣还在做着普洱茶营生，市场上的正宗百年号记茶几乎都出自“陈春兰”。
这些“号记茶”为我们追寻普洱茶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也是普洱茶能够大热天下的第一驱动力。2007年，首届百年普洱茶品鉴会在普洱茶滥觞地宁洱的普洱茶厂内举行，吸引来自海内外数百人参与观摩，有幸参与品鉴百年普洱茶的不过10多人，但围观人群多达上千人，我躬逢其盛，品鉴并记录当时参与者所有感官评价，在赞誉与惊叹中，也有一些疑惑之处。百年“同庆号”茶饼内飞云：“本庄向在云南久历百年字号所制普洱督办易武正山阳春细嫩白尖叶色金黄而厚水味红浓而芬香出自天然今加内票以明真伪同庆老字号启”，我们在此分拆信息：1、普洱茶在百年前就有百年店。2、普洱茶讲究出生地，也即正山。3、普洱茶有采摘时间，阳春。4、以“细嫩白尖”为上。5、色金黄。6、汤红且芬芳。7、当时就有假的同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