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张顺高忙着为后辈校对普洱茶相关研究书稿，为避免分心，旁人的电话约访，他一并委婉拒绝，也减少了出门频率。书房桌上，待校对书稿厚得把最大号长尾夹撑到极限，即便工作量大，他也从不马虎，小到编委会人名，大到茶学知识概念，他都逐字逐句修改、提出修改意见。一天下来，红、蓝、黑三色记号笔在他右手侧方留下的彩色印记已经深入肌理。老式台灯和木桌正前方的微型诸葛孔明塑像（云南“茶祖”），是伴他工作到傍晚的老伙伴。

张顺高在普洱茶界贡献颇丰，被后辈称誉为“普洱茶泰斗”。1933年出生在湖北的他，自湖南农学院茶叶专业毕业后到云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工作，与云南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云南得天独厚的茶树资源是每一位茶叶研究工作者梦想的天堂。在云南的茶山茶海里，张顺高早在1961年就发现了勐海巴达野生大茶树；60年代末，他受命到非洲马里援建茶叶农场，任栽培组长，由于工作突出，被马里授予二等国勋；70年代，张顺高又奔赴西非的上沃尔特考察种茶可能性，并担任该国茶树试种中国专家组组长……1993年4月，他撰写的《古生态学与茶树起源传播驯化的系统猜测》一文，在第一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与国内外学者专家进行了交流，受到茶学界的广泛关注。

张顺高致力于茶叶研究工作近六十载，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一篇篇茶学论著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云南茶叶发展历史上一座座重要里程碑。

以下是张顺高口述实录：

1956年我考入湖南农学院农学系。1958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在湖南、浙江、安徽三省农学院设茶叶本科，我就转入了我喜爱的茶叶专业。有部电影叫《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里面神秘、神奇的画面让年轻的我很是向往。况且，那里地处边远，交通不便，开发较晚，云南省农林厅佛海茶叶试验场已于1951年成立，很需要人，可以施展自己的才智，发展云南大叶茶。1960年我自愿申请，由国务院统一分配到云南省茶叶研究所，从此开始了我的茶叶生涯。

来到西双版纳后，我觉得就像进入另一个世界。到处森林密蔽天日，郁郁葱葱，高大的茶树，隐于密林之中，让我很震撼。从此，我就坚定了要为云南茶叶奋斗的决心。“我们要把云南变成茶海洋。”这就是我的梦，它一直伴我走过了梦幻与真实、光环与阴云交织的人生。

我为云南茶叶奋斗了一生，但都是一些极为平凡的工作。以个人来说，值得回忆的事，归纳起来，在实践上，做了五件事情，在学术理论上也有几点创新。

萨王纳的绿洲、姑河盆地的新作物

在茶科所工作7年后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收拾行装，出国当专家。到了昆明翠湖宾馆，才得知要到非洲马里，援建一个茶叶项目。我们一行七人，到北京农垦部报到，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后，去到马里锡加索。在那里，中国农业部已经先期派遣福建的林桂镗在凡哥乐村已进行了三年的茶树试种。在此基础上，马里政府提出发展要求，按中马两国政府1967年1月30日所签协议，中国帮助马里在锡加索的法拉果建立一个面积100公顷（hm2）的茶园，及年产100吨的珍眉绿茶加工厂。专家组分工，我负责茶园建设。

马里地处西非内陆，居撤哈拉大沙漠南缘，北纬11°，靠近赤道，属稀树草原植被，称萨王纳，气候极其炎热干燥，半年滴雨不下，称苏丹气候，年平均气温26.7℃，干热季40℃以上，旱季最旱时空气湿度仅有8%，日照很强，蒸发量很大，旱季蒸发达全年的73%。恶性疟疾、血丝虫病、麻风病普遍流行，蝎子特别多，我们亚热带的人都难以适应，而且，要把中亚热带的茶树在这里大面积种活，还要大面积丰产到1.0吨/公顷（t/hm2），难度可想而知。

干旱是最大的难题。旱季时需要24小时灌水。所谓24小时灌水就是两人一组，提着马灯摸黑在地里灌，工人实行三班制。每年早季一干就是几个月，不但体力上精疲力竭，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一旦茶苗死亡，将无法面对祖国和马里人民。后来从国内调来水利专家，在茶园上方修建了一个2万立方米的调节池，干旱困难才得以缓解。

干旱问题解决后，强烈的日照又成了茶树生长致命的伤害。我们在茶园中，采用十行茶树，种一行遮阴树，芒果与合欢间行混植，株距10m，茶园道路和茶园周围都种植了行道树、防护林。那里生长快，三年就达到了全面覆盖，大大降低了骄阳对茶树的伤害，降低了土壤的温度和蒸发量，改善了茶树的生态环境。

在定植接近尾声的时候，专家组普遍感到茶树虽可种活，但要达到单产1.0t/hm2，看来没有希望，因为凡哥乐的小面积试种茶园，已经有六七年了，但都没有一小块单产过600kg/ hm2的，专家组为此很着急。我用了3hm2茶园，分三组做了不同材料的深耕土壤、大施有机质基肥、部分客土改良土壤的试验，三个月后，显示出极其明显的效果，汇报给使馆王云参赞，他到现场观察，决定拨给3000万马里法郎，要求把所有的茶园按此法全部摘上一遍。

这项工作刚开始时，只有我一个人，既要负责管理工作、招收工人、考核分配任务、验收定额、统计、发工资，又要负责全部技术指导，育苗、开荒、平整土地、积肥料、修路……加上语言障碍，更是困难。经过半年多的高频运转，到1968年雨季，终于完成了20公顷的茶园定植，国内也派来了一名助手，我才得以喘口气。1969年，完成了50公顷的育苗任务，1970年完成了最后30公顷的育苗任务，至此，100公顷的茶园定植任务终于完成。

1971年1月茶厂奠基，1972年5月竣工，投入试生产。1973年8月，马里共和国总统亲自参加了茶厂的验收和茶叶农场的移交仪式。到1973年建成移交时，投产茶园单产居然达到了1.1吨/ 公顷，转入技术合作项目两年多后，总产量超过100吨，全面达到了中马两国政府协议的技术经济指标，马里种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茶园又正好位于马里通往上沃尔特和象牙海岸的国际公路上，影响很大，被世人称为奇迹。马里人也因有了自己的茶园、茶厂而骄傲。

马里法拉果种茶制茶的成功，使其邻国上沃尔特大受影响，他们驱逐了蒋介石的外交代表，与我国建交。1974年，中上两国一建交，上国就向我国提出帮助种茶的要求，以王科为组长的考察组于1976年7月赴上，对上国种茶的可能性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1977年底，向上建议在姑河盆地试种茶树，随后王科等专家陆续回国，任务又落到了我头上。我因为在马里种茶七年的实践，完成这项任务比较顺手。1977年12月至1978年2月分两批播下茶籽，1979年就打顶采摘，制成精制珍眉绿茶样品，由于采用速成高产栽培法，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试种任务，为上沃尔特姑河盆地增加了新作物。次年4月，在两国政府的项目验收移交仪式上，上沃尔特人民第一次品尝到了自己国家出产的茶叶。

1979年，我被评为中国驻上沃尔特使馆先进工作者。

连任三届所长

茶科所成为云南茶叶科技中心

从上沃尔特回国后，农科院命我负责茶科所工作，接替蒋铨老所长。所长的职务，为我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平添了出成果、出人才、出产量、出效益的责任，要把茶科所变成一个向全省开放的科技样板和科技中心。

十年文革的动乱，茶科所已是科研停顿，生产水平低下，人才缺乏，生活水平、工作条件都极其落后，已经跟一个山乡农技站相差无几，影响力几乎没有。没有了影响力，没有了权威性，还谈什么生产力、号召力，怎么可能引领云南茶叶？把茶叶科学变成生产力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整顿势在必行。我对此做了一些改革。

首先是改善科研人员的生活科研条件。在上级的支持下，茶科所修起了围墙，院内搞起了绿化，建起了科研大楼、民族风格的行政办公楼和图书馆，并兴建了职工宿舍，添置了一批大型仪器设备。其次是健全了科研体系，组建了栽培、品种、制茶、生理生化、开发、植保、茶机、情报资料八个研究室。并健全了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机构健全了，就需要有人才来带动运行。我起用了年轻人挑重担，并一次性引进了9名大学生，提拔了一批科技干部，同时还派出28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对口培训和进修，派出5人去日本、斯里兰卡研修，经常请一些专家学者到所里来做学术报告，在所内展开知识竞赛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提高了茶科所的科技力量和科技人员的素质。

把茶科所本所茶园建成示范样板和科技中心。全面进行深耕改土、兴修水库，全面实现了喷灌，茶园进行了承包管理。一系列的措施，茶科所试验示范茶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产由1980年的104斤，提高到了1985年327斤，并且全部在三级以上。茶科所单产800斤的高产试验茶园、300-500斤的丰产样板、100多种品种的全国品种圃，以及丰富多彩的茶树种质资源圃，接待着每年数以万计的省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的到云南茶科所来参观、学习、取经。

对外开创了科技承包。承包的惠明茶场，三年内使企业年产值由17万元跃升近100万元。最先利用贷款开发了宾茶系列茶饮料，成为云南首届艺术节版纳分会场指定产品，占领了高级宴会。

此外，我创立了《云南茶叶》杂志，并利用这一舆论武器，向全国大力宣传云南茶叶，宣传茶科所的技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宣传科学种茶，进行学术、技术、经验和信息的交流。

通过三届九年的任职，茶科所成为云南名副其实的茶叶科学制高点和学术领地，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和鼓励。1983年，我被选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工作者代表到北京，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受到国家劳动部、国家民委、中国科协三部委的联合表彰。

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茶叶生产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而民族平等最根本的是经济上的平等。改善少数民族的经济处境，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我一直把茶叶技术推广服务、茶叶发展的重点放在那些最贫困的民族地区。在我任所长三届九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勐海县的勐海傣族、南糯山哈尼族、布朗族，景洪县悠乐山的基诺族中的基诺洛克人等新老茶区，与当地合作，设立综合丰产、低产茶园改造、良种推广、生态茶园、星火计划等各类试点、样板和项目。

勐海南糯山是栽培茶树王的所在地，它被茶叶界身拜心拜，赵朴初先生都去拜望过，是历史名茶之乡。1957年，产茶3700担。有的农家茶叶收入占全家收入的80%。后因长期掠夺经营，1979年降到了900担，老茶树每年以7%的速度死亡，茶叶衰败后转向毁林种粮，三年之内，森林几乎全部毁光。为挽救名山名茶，帮助哈尼族同胞走出绝境，1985年，我建议县委在南糯山设立了茶叶经济生态乡项目。1986年，又向省里争取到国家首批星火计划项目，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流沙河两岸南糯山、勐宋山发展了新茶园8000多亩。农科部门配合，实行科学种田，发展杂交稻，轮歇地由9000亩退至2600亩，一举挽救了名茶之乡，现在农民茶叶采不完，恶化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遏制，仅南糯山产茶已达2万担以上，成为云南茶叶第一村。2006年时，村党支部书记江且说，农民有了私人轿车30多辆。名茶名山发扬光大。哈尼族农民在我离开勐海前激动地说：“我们可以把你养起来，我们养得起你。”

澜沧县是发展茶叶的好地方，我们去设点前，产量为9000担（一担=100斤）左右，经我们在卡朗、富邦建立新老茶园示范点各1个，种植茶叶就迅速在全县推开。后来又在惠民建立了一个生态茶园综合示范区2000多亩，茶树栽培新技术进一步推广。20世纪90年代，澜沧茶叶已达5万担以上，现已达10万担，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在远古洪荒时代乘葫芦漂流来这里繁衍生息的拉祜族，开始告别那赤贫生活。

攸乐山是六大古茶山之一，但是，古茶园日益衰老，西双版纳州委决定开发悠乐山，我当时是开发组组员之一。州委计划在那里先搞50亩速成高产茶园。要速成高产，必须解决旱季灌水问题，为此，我在昆明找到了水管，从昆明运去时，汽车几度在远离城镇的山上抛锚，以致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及时将水管运到，解决了抗旱的关键问题。茶园建成后，三年单产2担，带动了全乡新茶园的发展，使基诺族建立了砂仁、橡胶、茶叶三大主体种植业的骨干产业。

发现巴达野生大茶树

测定千家寨茶树王树龄

1952年，我所在南糯山半坡新寨古茶林中，发现了一株直径138m的大茶树，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南糯山茶树王，为栽培型。

1961年10月，我参加工作刚一年，领导命刘献荣陪我去巴达大黑山，据农民反映，那里有株相当大的茶树。我们步行三天到达巴达公社，经向公社说明来意之后，次日清晨，公社派两名武装民兵护卫我们去大黑山，那是莽莽无际的原始森林，直径1~2m的大树比比皆是，林冠闭日，见不到天，虽是正午，也是光线暗淡。进入林区后，一路见到直径三五十厘米的茶树成群，我十分惊喜，又小心翼翼。中午，我们到达了大茶树地点，由于森林里天黑得很早，我们急忙对周围的生态环境进行考察记录，取土样，采茶树花果枝叶标本，测量茶树直径为1.0m，树高采用三角法测量，做好记录，匆匆返回。走出森林，太阳已经落山了，民兵带我们赶回公社已是晚上9点多了。第五天，我们回到勐遮，第六天回所，计算树高，因为有30多米高而怀疑。1962年2月，我们二次进山复查，证明测量无误。我根据生态环境结合采访群众，进行了茶果枝叶鉴定、样品生化分析，确定为野生型茶树，写成了《巴达野生大茶树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发表于湖南《茶叶通讯》1963年第1期，一时震惊茶坛。此后，很多报纸、画报社接连不断地进山拍照发表，成为当时一大珍闻，蜚声中外。之后在云南其他地方以及贵州、四川相继发现了大量的较大野生茶树，从此，茶树原产地不在印度，而在中国、在云南这一事实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此后，全国茶界名流、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勐海造访谒拜。

上巴达大黑山考察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次行动竟有如此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学术意义，成为我一生献身茶叶最为荣幸的事，而且我刚从学校毕业，就有这么好的机缘。

1992年，思茅地区茶叶学会邱辉、何仕华、张木兰、肖时英，根据村民的报告，在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村发现了一株茶树，很大，也很古老，可能是茶树王。云南省茶叶学会为慎重起见，特邀全国知名专家进行考察论证。经测，这株茶树基径1.14m，胸径0.68m，高11.8m，生殖器官野生型，枝叶为栽培型，群众长期采摘利用，红绿茶品质优良，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株介于栽培与野生之间的过渡型古茶树。我在纪要中写到“澜沧邦崴大茶树是野生型与栽培型之间的过渡类型”时，特意加了一句“它反映了茶树发源与早期驯化利用同源”。我想利用这一难得的，与全国知名专家聚会的机会阐述这一论点：即最后驯化和最先栽培茶树的是云南人，是古滇人的功绩。纪要一致通过，从而把云南茶树栽培从孔明时代有理有据地一直向前延伸到了史前。

1996年，我退休已经有一年了，同年11月12～17日，应思茅第三届普洱茶叶节组委会、思茅地区（今普洱）茶叶学会邀请，参加了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云南镇沅县九甲乡千家赛野茶自然群落和古茶树的考察论证，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型茶事活动。当时，我因脑缺血眩晕症住院治疗，出院才一星期，我老伴儿女和同事都劝我不要去，因为到2000多米高的哀牢山顶原始森林，步行需走几天，生活、露营、安全、保健等比较难，绝非几个人或小组能做成的。我越来越老了，今后绝不会有两次机会。又据初步考察者称，千家寨野生茶面积很大，大茶树特古老，可能是最大的茶树王。这让我不见不甘心，还是说服老伴去了。这次组长是张芳赐（云南农业大学教授，茶学系创始人），我和虞富莲担任副组长。他们先乘车到九甲乡和平村，开始步行，爬山，到黄昏时分，到了大石房村，当晚在那里过夜。次日清晨出门登山，经两三个小时，开始进入原始森林。再经一两个小时，到了副县长先期到达在那里设的大本营。吃过中午饭，立即进入考察，在原始森林穿行约一个小时后，到了第一考察点，沿途直径一米乃至数米的参天巨树随处可见。

1号大茶树位于上坝平地边，生机勃勃，主干上长满了20cm左右长的蕨草。专家组分植物学、生态学两个组进行快速调查，我负责生态与群落，约一个小时搞完，立即转入小吊水头，测量二号茶树。它们比南亚热带巴达的大茶树稍小，但海拔高了五六百米，年平均温度10℃，比巴达下降了3℃多，属中亚热带北缘，树龄显然要高很多。工作完了，照相留念，等回到营地，已经掌灯了。

当晚，大家都十分兴奋，看到这么大的野茶树自然群落，280公顷，世界之最！在2450米的高海拔，有这么大、这么古老的茶树，世界之最！回到县上，大家对树龄确定一筹莫展。我经过在山上一夜思考，回县后利用多年对生态研究积累的数据又进行了多种方法的试探测算，向专家们推荐了三种测算方案，请大家讨论选择。大家听后，一致决定采用净光合值法测算，即以南糯山茶王最少800年为参照体，南糯山茶王与哀牢山茶树的树径比值、南糯山与哀牢山两地环境评估值，我利用南糯山的净光合值，与借用苍山（2300m）的光合值加以修正成哀牢山光合值为参数，列成算式计算，测算出了大茶树树龄。考察论证的结论是：千家寨古茶林，有8个茶树植物群落，总面积280公顷，是至今为止新发现的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生茶树植物群落。1号古茶树树高25.6m，基径1.12m，胸径0.89m，树龄约2700年；2号古茶树，高19.5m，基径1.02m，胸径0.86m，树龄约2500年。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大茶树。它的发现，对茶树起源传播生态学、茶树种质资源、茶树群落学、茶树生态系统多样性及云南茶史的研究和科普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我坚持上了哀牢山，看到了茶树世界之最，收获巨大，遂了平生之愿，身子骨很争气，很有福分，成功了！大家推举我写了《千家寨野生茶树群落和古茶树的发现及其意义》，在第三届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发表。

张顺高妻子梁凤铭

除去茶界的殊荣与成就外，张顺高的家庭也给了他很大支持。作为妻子，同是茶科所研究员的梁凤铭，比丈夫张顺高小四岁，在张顺高去非洲工作的10年里, 梁凤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独自承担起了养育子女的重任；到了晚年，他们又共书茶文、同赴茶山，相互陪伴……这对相濡以沫的茶中伉俪把一生的情感与茶紧紧交融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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