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十九世纪，借助殖民的力量，鸦片、棉花、粮食、茶叶、咖啡等种植业已经开始打破一国一地的疆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产业，巨额利润的雪球越滚越大，有时甚至大到足以引发一场战争，足以改变一个政局。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一种“亚种植业”的植物产业开始兴起，这就是兴起于欧洲，以观赏、科研、家庭庭院种植为目的近代园艺种植业。于是，搜寻植物的种子和标本开始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十九世纪后期，虽然有一些在滇川藏活动的传教士把植物标本和种子弄到欧洲，但这种活动没有资本的驱使，因而一直是零星的，其出发点也仅只类似于某种闲情雅致，目的并不功利也并不明确。可一旦有商业利益介入，事情就完全变了。

这直接导致了西方世界一群植物猎人对云南植物王国的闯入。

1904年，在资助下，三十岁的英国人乔治•弗雷斯特，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采集员的身份，第一次由缅甸进入中国腾冲，开始了他在云南28年，猎取了300多种大树杜鹃的植物猎人生涯。

1911年1月英国人弗兰克•金登•沃德从上海辗转来到云南，开始了滇、缅、印之间长达40余年，多达20余次的探险采集生涯，为英国提供了上百种杜鹃品种，并使自己成为一位著名游记作家。

1922年，受美国农业部委托，为寻找抗枯萎病的栗子树种，约瑟夫•洛克闯入云南，把大本营设在丽江雪嵩村村民李文彪家中，不久收集到60000件植物标本、1600件鸟类标本及60件哺乳动物标本。

……

1949年，随着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洛克离开云南，西方植物猎人们在云南长达半个世纪的猎取生涯就此终结了。

但对他们活动的看法却未终结。今日，如何评价这些闯入云南植物王国的人们，依旧是一个纠结的问题。是应该钦佩他们的勇气，赞赏他们对植物学的贡献，对云南和西方文化交流的开拓性工作？还是应该谴责他们傲慢猎取，对云南植物生态做过的不大不小的破坏行为？这些，似乎都是都纠缠着太多不合时宜的道德评判问题。

撇开道德情感评判，只从他们对云南植物王国的影响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到来和活动，是西方人对云南植物王国的一次发现。

因为他们的发现，云南植物王国在西方呈现的图景开始变得日益清晰，甚至清晰到了可以近距离观赏、触摸、品味的地步。因为他们的发现，云南植物王国飘扬出海的植物们丰富了西方人的园林和庭院，也刷新了他们对世界的一部分观念。

当然，他们的发现，也直接启发了中国人、云南人对自己土地的发现。在他们的发现开始不久之后，中国人、云南人自己的现代性植物意识也跟着觉醒了。从蔡希陶到吴征镒，到张宏达，一位位很大程度上因研究云南植物而享誉全国的植物学大师，他们，不仅是艰辛建立中国现代植物学谱系的科学家，也是中国现代植物意识的启蒙者和构建者。因为有了我们自己的植物学家和现代植物意识的觉醒，云南是一个动植物王国，是世界的一个宝贵物种基因库早已成为一种常识。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全面考察和研究云南的植物，做得远比当年的植物猎人们深入，并精心建立起了自己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并大力发展自己的现代种茶业、烟草业、橡胶业、咖啡业、鲜花种植业和各种植物产业。

但还有一种植物意识更加需要发现。这种意识，当年的那些植物猎人们有的毫无察觉，有的朦胧感觉到了。

比如约瑟夫•洛克就感觉到了。1949年8月3日黄昏，通过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的周旋，陈纳德将军派了架达科特运输机来雪山之麓的白沙机场接他。

洛克这次离开，和以往的离开大为不同，这就是他没有带走云南的一片叶子，没有带走一棵植物的种子。

经过那么多年的猎取之后，对大自然，他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擅动一个指头。

这种意识，在上个世纪50年代，被另外一位当时默默无闻，后来被认为无比伟大的女性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明确提出，这就是环境保护意识。如今，这已经成为人类20世纪最为伟大的一种意识的发现。

向大自然猎取，照亮了植物世界的同时，也照亮了人类自己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里，不仅有向自然进军探险的勇气，还有能够伤及自然也会伤及人类自身的无知和贪婪。

植物猎人们已经远去。但我们是否放下了内心里对植物的猎刀？

这个话题，在全世界，在今天的云南，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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